2023年联盟第七届学术研讨会于2023年10月15日-19日在英国诺里奇举办。研讨会采用线下报告会与田野考察相结合的方式，由联盟主办，英国东安格利亚大学日本艺术研究所、英国东安格利亚大学、国际博物馆协会国际服装博物馆与收藏委员会协办。

会议承办方代表、英国东安格利亚大学日本艺术研究所所长西蒙·卡纳主持开幕式

IASSRT主席赵丰致辞

IASSRT参会者合影

在15日至16日的两天报告会上，共有29位来自8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围绕“丝路之绸再续：远方纺织品的修复与复原”的主题并分六个版块发表了新的研究成果。

“网络与发现”版块由东安格利亚大学日本艺术研究所执行主任西蒙·卡纳担任主持。丝绸之路是一个贸易网络，更是一个文化交流的网络。本版块的报告立足考古学证据，在丝绸之路的大背景下进行阐述。

英国纺织历史学家希罗·格兰杰·泰勒以《中国丝绸是怎样运到罗马帝国的？》开场。在罗马帝国境内发现了用家蚕丝制成的纺织品，时间可追溯到公元2 世纪。其中有一些明显是中国织造的成品，更常见的则是进口中国蚕丝原料在当地织造。希罗用详实的资料从其结构、装饰风格以及存世的较大织物的宽幅上做了例证，认为中国丝绸运到罗马最有可能的方式是在中原地区用未脱胶的纱线织成未染色的布匹，运到西域后将布匹解开，再进行织造和染色。

希罗·格兰杰·泰勒，《中国丝绸是怎样运到罗马帝国的？》

以色列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展陈部主任奥里特·沙米尔分享了《纳哈勒奥梅尔贝冢作为以色列丝绸之路贸易网络标志的一些纺织品证据》。纳哈勒奥梅尔贝冢位于以色列阿拉瓦沙漠的一个小村庄和驿站，由 17 座住宅建筑和一座清真寺组成，是一个单期单层遗址，年代为伊斯兰早期（公元7-9世纪），出土了大量棉纺织品，还有亚麻、羊毛和羊毛织物、皮革等，甚至还有一些丝绸。本报告介绍了1991年以及最近2020年和2022年的发掘结果，从以色列丝绸之路沿线一个小驿站的日常生活视角，为东西方广泛的跨地区文化和地理贸易交流网络提供新的视角。

奥里特·沙米尔，《纳哈勒奥梅尔贝冢作为以色列丝绸之路贸易网络标志的一些纺织品证据》

中国丝绸博物馆名誉馆长、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院长赵丰的报告是《关于中国西北地区唐式纬锦的新研究》。根据对中国西北地区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吐鲁番、都兰、天祝和法门寺等地出土的 7-9 世纪唐式纬锦可根据风格分为： 1. 中亚风格，包括：吐鲁番、都兰和西域风格；2. 中式风格，包括：何稠、陵阳公样、皇甫新样风格；3. 辽式风格，包括：斜纹、缎纹和妆花纬锦。为了更清晰地展示唐式纬锦的出现、变革和发展，赵丰在研讨会期间提出了一个联合项目建议，即“平纹纬锦和斜纹纬锦（唐式纬锦）：从地中海到中国东海的丝绸之路上的重组织结构丝织品”。该项目已与马克西米利安·杜兰博士分享，希望得到丝绸之路沿线其他学者的更多回应。

赵丰，《关于中国西北地区唐式纬锦的新研究》

来自曼彻斯特大学的弗朗西斯·普里查德介绍了《从都柏林一座10世纪晚期的房子中找到的可能来自中亚的丝绸传家宝》。到十世纪晚期，都柏林已成为维京世界西部边缘一个繁忙的商业中心，与波罗的海以外的亚洲和拜占庭都有联系。最近，爱尔兰国家博物馆进行了一系列发掘工作。其中，从十世纪和十一世纪早期的出土文物中发现了数百件主要由羊毛或丝绸织成的纺织品，其中包括由部分未脱胶的丝绸制成的丝带、头巾、用作服装饰边的纬面复合斜纹条和平板织带等各种丝绸。弗朗西斯着重介绍了一件带有几何图案的纬纱，这种图案在当时的西方世界并不常见，但在包括莫什切瓦亚—巴尔卡在内的北方“丝绸之路”沿线遗址中却很常见。本报告就是对该丝绸进行描述和讨论，将其置于丝绸之路货物交换的背景下，以及丝绸是如何和为什么被发现的。

弗朗西斯·普里查德，《从都柏林一座10世纪晚期的房子中找到的可能来自中亚的丝绸传家宝》

“英国和诺里奇纺织品”版块由诺里奇博物馆服饰与纺织品高级策展人露丝·巴特斯比担任主持。早在15世纪前，英国就开始寻求发展丝绸工业。17世纪80年代英国丝绸业迎来了机遇，许多熟练的法国织布工和养蚕专家开始移民到英国以逃避宗教迫害，其中一个落脚点就是诺里奇。诺里奇曾是英国仅次于伦敦的大城市，16世纪末是英国最大的毛纺织工业中心。此版块的发言者对此展开了论述。

伦敦大学彼得·科尔斯教授分享了《近代早期英国的黑桑蚕丝》。17世纪英国皇室曾大力推广本土丝线，但未为可行。18-19世纪，使用进口生丝的丝绸业在英国蓬勃发展，特别是在东英吉利、伦敦和西北部的部分地区。尽管如此，英格兰东南部遗留下来的300到400 年树龄的黑桑树还是引发了人们对英国养蚕业短暂试验中使用的桑树品种的兴趣。科尔斯对这一遗产以及整个欧洲使用黑桑树来织造马甲、丝带、镶边、编织物和流苏等的情况进行了研究。

彼得·科尔斯，《近代早期英国的黑桑蚕丝》

来自诺里奇艺术大学的维多利亚·米切尔带来了《交易关系：十八世纪诺里奇纺织样品的作用》。 在十八世纪的诺里奇，纺织样品的书籍和卡片既用来记录生产的各个方面，也用来吸引国内外市场上的买家。样品体现着交易信息，也反映了诺里奇闻名遐迩的生产、分销和营销系统网络。对于正在学习区分品种的消费者而言，它们相当于一种非语言文字。在充满风险和未知的全球市场上，样品一方面是不稳定的“代币”，另一方面也是相对可靠的产品证据，为商业交易的复杂谈判提供稳定性。本文将以图案册和卡片样本为重点，探讨“可以模仿任何条纹、颜色或图案”的活跃的竞争性生产体系与国内外消费者日益敏锐的视觉辨别和鉴赏力的关系。

维多利亚·米切尔，《交易关系：十八世纪诺里奇纺织样品的作用》

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专家迈克尔·尼克斯关注《1780-1850年间东印度公司与中国的诺里奇披肩贸易》。威廉·皮特于1784年颁布的《减免法案》大幅降低了茶叶的高额进口关税，为英国迅速扩大进口中国茶叶开辟了道路。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们随后努力增加诺里奇精纺面料、锡及其他商品的出口量。为了找到最适合中国市场的面料，他们还进行了一些试验。到17世纪80年代末，诺里奇制造商开发出了一种经过改良的驼绒织造技术，可以在中国市场上与荷兰制造的驼绒竞争。仅1808 年，东印度公司公司组织制造商生产了约 24,000件披肩。在东印度公司失去对华贸易垄断权后，诺里奇制造商直接向中国出口。作为交换，他们进口茶叶。一家制造商甚至在诺里奇设立了茶叶专卖店。东印度公司还允许其官员进行私人贸易，但许多官员向中国非法出口骆驼皮。迈克尔在诺里奇的一本图样书中找到了该贸易的证据。

迈克尔·尼克斯，《1780-1850年间东印度公司与中国的诺里奇披肩贸易》

诺里奇城堡博物馆研究员阿加塔·戈莫卡研究了《诺里奇主教沃尔特·莱赫特（1446-1472 年）的陪葬法衣》。1899 年，在诺里奇大教堂的发掘工作中，发现了沃尔特·莱赫特主教的墓，墓中还有他下葬时穿着的丝绸法衣碎片。残片上有两个图案，一个是花卉和鸟，另一个是花卉和字母的排列。图案1中鸟的图案所用的银线仍在。最近的染料分析还发现图案2上有红色染料的残留。诺里奇城堡博物馆将根据图像或设计图纸建立一个数据库，希望能复原该法衣。

阿加塔·戈莫卡，《诺里奇主教沃尔特·莱赫特（1446-1472 年）的陪葬法衣》

“南亚和东南亚”版块由联盟主席赵丰担任主持。南亚和东南亚地区的纺织业有着自己独特的传统，许多地区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都与海上丝绸之路直接相关，并通过海上丝绸之路相互连接起来。

上海历史博物馆的张霞带来了《丝绸生产南迁过程中中国西南地区丝织技术的价值》。唐代的丝绸生产显示出华北和西北地区的重要地位。但到了宋代，丝绸生产中心南移。通过从中国西南地区的丝织技术、唐代至宋代墓葬中出土的丝织品、西南地区丝织技术对北方地区织机和丝绸种类的影响以及中国西南地区丝织技术对南方地区织机和丝绸种类的影响这四个部分进行分析，她重点揭示了西南地区丝织技术在这一过程中的价值。

张霞，《丝绸生产南迁过程中中国西南地区丝织技术的价值》

泰国塔玛萨大学美术和应用艺术学院院长阿努查·提拉卡农聚焦《疫情大流行中重塑泰国丝绸》。过去几年的疫情使得泰国许多以传统艺术和手工艺为生的农村家庭受到了严重影响。希里婉瓦丽公主发起了一个项目，期中推出了一种名为“lai kor”的织造图案。图案元素简单，可供泰国手工织造者和纺织工匠使用。该项目还联系和协调了各机构的专家和高级时装设计师，在当地市场掀起了新的潮流。2022年，社区发展部推出了新版“lai kor”，重点是鼓励村民们采用过去的天然染色法，用环境友好型方法进行当地纺织品生产，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迄今为止，泰国已在四个地区设立了天然染色工作坊，形成了地区一级的跨代终身学习和交流知识与技术的中心。报告中探讨了泰国各地的丝织工匠和艺术家如何运用“lai kor”来满足人们对时尚设计的需求。

阿努查·提拉卡农，《疫情大流行中重塑泰国丝绸》

图案寻踪基金会研究员克里斯托弗·巴克利的报告为《再现印度尼西亚最古老的蜡染布》。托马斯·默里收藏了一面14 世纪的三米长的蜡染图案旗帜，是印度尼西亚群岛上现存最古老的纺织品之一，可以追溯到马查帕希特时期（1293-1527 年）早期。巴克利和萨尔乔诺于2022年发表了初步复原的结果。之后，又有两块类似的布料碎片被发现，在早期印度佛教建筑专家巴渝的参与下，他们改进了其中动物纹样和寺庙形式的复原建构。这些设计揭示了佛教时期的印度和印尼间的远距离联系，还有一些独特的元素表明蜡染设计应用于印尼。这些设计勾勒出一个重要的设计传统，它曾经以爪哇岛为中心，但现在仅存在于周边地区。

克里斯托弗·巴克利，《再现印度尼西亚最古老的蜡染布》

台北政治大学博士生郑涵带来了《血统的重建：苗族服装的时尚变迁》。本研究通过人类学田野调查，考察了1940年至2010年中国西南地区苗族图案和服饰的变迁，探讨“时尚” 这一概念在苗族服饰文化中的表现，以及时尚如何成为苗族女性应对时代变迁、同时又保持自身个性的重要工具。

郑涵，《血统的重建：苗族服装的时尚变迁》

“复原中世纪服饰和纺织品”版块由国际知名敦煌学家魏泓主持。复原研究是通过对文物本身及其其他出土实物、图案和文献等相关材料的研究来再现文物的原貌。本版块的研究涉及质地（或质感）、结构、纹样、色彩和造型等。

瑞典历史博物馆夏洛特·海登斯特纳·琼森分享了《身着丝绸的维京勇士》。自 19 世纪末发现第一块丝绸碎片以来，维京时代墓葬中的丝绸一直吸引着考古学家和纺织品研究人员的兴趣。这种通常是剪成长带状的样式的精致而奇特的织物，将维京斯堪的纳维亚与远距离贸易路线联系在一起，为斯堪的纳维亚人所从事的贸易类型提供了一个略有不同的视角。本报告旨在介绍和分析从维京人墓葬中出土的一些丝绸。

夏洛特·海登斯特纳·琼森，《身着丝绸的维京勇士》

独立学者、织造师露丝·吉尔伯特分享了她对《考古纺织品的复原》的研究和实践，简要探讨了博物馆展示、考古和服装演绎；织物的分析和描述以及出版信息的局限性；是否有合适的原材料、纱线和染料以及必要的技能和理解，包括对手工艺传统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考虑。在北欧，尤其是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博物馆和历史重现者对复原织物已经非常成熟，总体上对毛织物和亚麻织物的类型也非常了解。露丝利用自己在这一领域的经验，阐述了复原所需的决策以及因供应和成本限制而产生的问题。 

露丝·吉尔伯特，《考古纺织品的复原》

大英博物馆化学家迭戈·坦布里尼带来了对敦煌纺织品和染料的最新研究成果《复原敦煌纺织品：注重科学分析》。这是大英博物馆和中国丝绸博物馆合作研究项目。项目组从大英博物馆的藏品中挑选了三件纺织品（编号分别为 MAS.857、MAS.858 和 MAS.876/877），利用原始材料和织造/染色技术复原这些纺织品。通过对各种色调的比色法、测量丝线及其投影宽度的数码显微镜、宽带多光谱成像（MSI）和光纤反射光谱仪（FORS），以绘制染料的分布图获得初步鉴定。此外，还使用了X射线荧光光谱仪（XRF）和扫描电子显微镜耦合能量色散X射线光谱仪（SEM-EDX），分别用于确定金属丝的成分、研究纤维和评估媒染剂的存在。最后，还采用了高压液相色谱—二极管阵列检测器和串联质谱法（HPLC-DAD-MS/MS）从分子水平鉴定染料，使大多数染料得以鉴定。

迭戈·坦布里尼，《复原敦煌纺织品：注重科学分析》

独立学者纳迪姆·艾哈迈德穿着自己复原的服饰分享了《从艺术和考古资料再现中世纪早期粟特服饰》。中世纪早期的粟特文明位于泽拉夫山河和卡什卡达里亚河之间，即现在的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境内，是欧亚大陆著名的所谓“丝绸之路”上的长途商人。粟特文明从公元6世纪开始兴盛，直到公元8世纪上半叶被阿拉伯人征服而消亡。人们主要从他们的艺术记录中了解粟特文明，其中最著名的是私人住宅装饰、寺庙和宫殿的壁画；然而，尽管绘画中对服饰的表现非常详细，但在确定缝制模式时还是需要考古资料的支持。复原是研究历史服饰的一种重要方法，也是向公众介绍和宣传历史研究的一种极具视觉冲击力的方式。艾哈迈德希望通过分享复原粟特饰的经验，鼓励更多人进入该领域，并进一步推广粟特人的准确形象。

纳迪姆·艾哈迈德，《从艺术和考古资料再现中世纪早期粟特服饰》

韩国传统文化大学讲师李敏荣的报告《复原16 世纪韩国女式外套并进行虚拟重建》，是利用DTP和三维虚拟试穿技术忠实再现原始历史服饰。该研究在复原16 世纪韩国王室女官的赤古里（上衣）之前，使用数字技术进行模拟，最大限度地减少误差和提高作品质量。该件服装于2005年出土，由金/银丝编织而成，整个衣身饰有圆形图案。据了解，这块布料产自明代，也是目前已知的唯一一块现存于服装上的布料，还有一小块布料留存于日本。韩国国立文化遗产大学自 2000 年代末开始对金丝生产和金丝编织技术进行研究，并于 2015 年对该织物进行了修复。团队使用图形工具设计纺织品的图案和纹样，并使用数字纺织品印花技术，将图案印制在与实际文物厚度和手感相似的织物上。通过体验实际制作过程，李敏荣总结出复原历史服饰的各个步骤和顺序，并通过三维虚拟试穿系统，看到服装穿在身上的效果。

李敏荣，《复原16 世纪韩国女式外套并进行虚拟重建》

汉弗莱斯织造公司客户经理亚历克斯·丹尼尔斯介绍了《修复历史纺织品的复杂过程》。她详细阐述了作为英国五家专业丝绸制造厂之一的汉弗莱斯织造公司在包括研究、织物分析、利用保存的颜色碎片进行色彩开发以及设计再现等方面所做的努力，并给与会者展示其复原的实物样品。

亚历克斯·丹尼尔斯，《修复历史纺织品的复杂过程》

“日本纺织品”版块由京都国立博物馆高级专家梅丽莎·林内主持。日本位于丝绸之路东端，在研究丝路之绸和丝绸之路文化交流领域中成果丰硕。来自东京国立博物馆的研究团队在此版块有精彩的分享。

东京国立博物馆亚洲装饰和应用艺术部主任大山柚叶的报告是《日本的非考古丝绸之路纺织品：重新审视正仓院和法隆寺的残片》。东京国立博物馆保存有法隆寺、宝莲寺和正仓院数百年来的藏品。因历史原因，一些纺织品碎片与其他藏品混合在了一起。在过去十年中，学者们对东京国立博物馆收藏的古代纺织品进行了全面调查。在调查过程中，他们有了新的发现，其中就有源于法隆寺的纺织品，包括一件裙裾和一件男性官员的正装长袍，这些纺织品随后得到了保存和复制。大山柚叶随后详细介绍了东京国立博物馆近来对古代纺织藏品的调查情况和研究成果。

大山柚叶，《日本的非考古丝绸之路纺织品：重新审视正仓院和法隆寺的残片》

同样来自东京国立博物馆的研究员广谷妃夏就《重新发现丝绸之路藏品：大谷探险队带到日本的纺织品》做了报告。东京国立博物馆收藏的大部分纺织品都是传承了数百年的传世品；同时，该博物馆也收藏部分考古发掘的纺织品。其中最重要的出土于中国甘肃省敦煌莫高窟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这些纺织品大多由二十世纪初大谷探险队收集。遗憾的是，大谷探险队收集的大量考古和文献资料后来都散失了。东京国立博物馆最近对所藏资料的研究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有关织物的现有信息。同时，她认为研究这些纺织品时，还应将同一时期欧洲探险队在敦煌和吐鲁番地区收集的纺织品联系起来。

广谷妃夏，《重新发现丝绸之路藏品：大谷探险队带到日本的纺织品》

旅日艺术家、独立学者乔里·约翰逊的报告《罕见的唐代毡毯：保存完好的正仓院珍品》（由梅丽莎代为发表）深入探讨了奈良正仓院收藏的一批独特的唐代毡毯。这些毡毯最初与奈良东大寺有关，现由日本皇室内务厅正仓院办公室保管。这些地毯的制作年代早于公元 756 年，其设计技术与土耳其、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和中国的当代丝绸之路毡制品相似。这些纺织品在日本被称为 "花毡"（kasen），很可能起源于中国，并可能通过朝鲜半岛到达日本。乔里是一位毛毡制作者和研究者，他与其他研究者一起在正仓院对这些毡毯进行了研究，然后尝试准确地进行复制。奈良国立博物馆在 2020 年第 72 届正仓院珍品年展期间展出了这些复制品。

乔里·约翰逊，《罕见的唐代毡毯：保存完好的正仓院珍品》

日本独立学者后藤康介介绍了《塔里木盆地和奈良丝绸经面和纬面复合的佛教装饰图案》。1905 年，德国东方学家勒柯克在塔里木盆地的托尤克佛教石窟中发现了一块五世纪的丝织品碎片，缝合在一起的斜纹经锦（带幅边）和斜纹纬锦。到了唐朝初期，斜纹经锦逐渐被斜纹纬锦取代。康介例举了这两件织品在纱线制作、花经/纬的色序、组合、地经/纬和明经/纬的比例、交织点和装饰等方面的技术细节，发现几乎相同。此外，在日本奈良法隆寺古代宝库中的几件斜纹经锦中,在七世纪法隆寺金堂的建筑平面图以及该寺的一幅壁画上佛祖释迦牟尼所穿袈裟的边饰上也有类似的纺织图案。因此，康介推断这些丝绸是七世纪佛教团体制作的，也许是作为他们传教的工具在国际上流通。

后藤康介，《塔里木盆地和奈良丝绸经面和纬面复合的佛教装饰图案》

东安格利亚大学日本艺术研究所执行主任西蒙·卡纳介绍《从奈良到诺里奇：古代丝线研究的比较》。"从奈良到诺里奇"项目正在研究佛教和基督教分别传入韩国和日本以及北海周边地区对公元5世纪至11世纪的艺术、物质文化和景观的影响。该项目的一个组成部分将明确比较 6 世纪末 7 世纪初日本奈良富士之木和英国萨福克萨顿胡的墓葬群，这两个墓葬群都出土了纺织品遗存。西蒙通过介绍这些纺织品的已知信息，探讨它们与丝绸之路的可能联系。

西蒙·卡纳，《从奈良到诺里奇：古代丝线研究的比较》

“纺织品设计”版块由格拉斯哥大学学者海伦·佩尔松主持。纺织品设计是连接丝路之绸的过去与将来的桥梁，是传承与创造、艺术与技术交融的载体。

来自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的维多利亚·斯卢卡带来了她的新研究《从纺织品印记中提取设计信息》。这项小规模研究尝试从纺织品印模中提取颜色变化、设计和图案。她制作了一系列现代实验纺织品印模，并用轮廓仪（一种用于测量表面形貌的成像工具）进行了扫描。对可视化数据图进行转换后，就能看到纺织品印模中留下的某些设计特征。轮廓仪可以显示织造过程中颜色发生变化的位置，以及原始织物中的图案和设计。她希望能扩大这种技术的应用范围，提供更为详细的信息，加深人们对古代纺织品的图案、文化关联、族群间和族群内的象征意义的理解。

维多利亚·斯卢卡，《从纺织品印记中提取设计信息》

来自东安格利亚大学的皮帕·莱西研究《清代宫廷中的珊瑚纹饰》。珊瑚被视为佛教的精神财富之一。自古以来，地中海红珊瑚沿着丝绸之路被运往中国。在道教中，珊瑚代表着永不凋零的树木和永恒的生命，代表着静止的时间和无限的时间。至少从明朝（1368 -1644 年）开始，中国皇袍上就出现了红珊瑚图案。在整个清朝（1644-1911 年），珊瑚图案或织或刺于长袍、徽章和其他宫廷纺织品上。珊瑚图案也是十二章纹的一部分，是象征帝王的图案。此外，珊瑚枝纹还出现在皇帝、皇室成员和朝臣所穿服饰的“八宝平水”吉祥图案上。几个世纪以来，珊瑚图案的大小、颜色和位置变化很大。珊瑚枝通常被放置在靠近衣摆中央的以及靠近长袍两侧的地方。

皮帕·莱西，《清代宫廷中的珊瑚纹饰》

来自牛津大学的伊琳娜·辛吉雷关注《丝绸上的鸟兽：前蒙古德什特-伊-基普恰克游牧民族对进口纺织品的偏好》。她重点介绍在10世纪至13世纪早期的Desht-i Kipchak（基普恰克）游牧民族墓葬中发现的丝绸纺织品，尤其是在北里海草原发现的丝绸纺织品。对这些纺织品的进一步研究有助于人们了解游牧民族的文化、政治、品味以及对特定图案织物的偏好。伊琳娜向大家介绍游牧丝绸上的鸟兽图案是如何被用于日常生活和祭祀场合，又是如何被编织进游牧传说和草原世界观中的。她特别提到拜占庭时期出现的装饰有猎鹰的纺织品，讨论了它的重建、年代测定以及与文化和历史的关系。

伊琳娜·辛吉雷，《丝绸上的鸟兽：前蒙古德什特-伊-基普恰克游牧民族对进口纺织品的偏好》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博士后石榴探讨《14-15世纪意大利纺织品中的狩猎动物及其与中国“春水秋山”的关系》。通过分析14-15世纪意大利织锦上的狩猎动物的种类、动物互动的方式和图案设计，她认为鹰隼捕猎鹅雁的图式来源于辽、金、元时期流行的春水秋山主题。这一主题和设计之所以被欧洲工匠所接受和改造，其动力之一在于蒙元时期欧亚贵族共享的鹰隼狩猎文化，在此基础上她探讨了意大利丝绸工匠在处理外国狩猎动物主题时的改造和创新。

石榴，《14-15世纪意大利纺织品中的狩猎动物及其与中国“春水秋山”的关系》

在学术报告会结束后，16号下午联盟召开了理事会，就上一年度联盟工作、新申请加入联盟的机构、下一届联盟学术研讨会的举办地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和交流。未能到场的联盟成员以线上会议的形式参会。

10月17日至19日，联盟组织了此次学术研讨会与会者前往汉弗莱斯纺织厂、英国国家信托纺织品保护工作室、福克郡霍尔汗姆宫以及大英博物馆藏品修复部门参观学习，观摩其收藏的纺织藏品，考察当地纺织遗存，并与各地专业技术人员就纺织品修复、保护、复原和研究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交流。

考察诺里奇大教堂的纺织品

汉弗莱斯纺织厂

英国国家信托纺织品保护工作室

霍尔汗姆宫

大英博物馆藏品修复部

2015年，中国丝绸博物馆联合长期合作交流的12国24家专业机构和团体签约成立“国际丝路之绸研究联盟”（IASSRT，以下简称联盟），每年稳定开展合作和学术活动，迄今已成功举办七届。联盟秘书处设在中国丝绸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