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丝按】2020年6月19日起，2020丝绸之路周的配套特展之一的“众望同归：丝绸之路的前世今生”在中国丝绸博物馆开幕。为此，我们特别邀请了一批丝绸之路相关的著名学者为“众望同归”特展提供咨询并写作了相关文章。我们会在中国丝绸博物馆微信公众号及相关平台陆续刊登，第十四篇由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名誉所长陈同滨提供。

在中国，任何一个世界文化遗产“突出普遍价值”的提炼过程，都是一次遗产价值的重塑——因为引入了国际视野，并促成多学科的有效合作；任何一次世界文化遗产的申报过程，必将推动遗产保护管理能力的全面提升——因为采纳了国际标准，并形成多部门、多层级的协同工作；而参与跨国联合申遗，则必须进入国际语境开展对话与沟通，并由此获得反观自身文明与文化之视角。因此，按照世界文化遗产的评定标准与保护理念进行申报，其实质不在于当下是否能获得桂冠，而是可将我们对本民族遗产的认知、保护、管理和诠释推进到一个全新的高度。

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主席多哈公主敲锤通过第一项丝绸之路世界遗产 “长安-天山廊道”

一、概要

2014年6月22日，在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随着卡塔尔公主的小锤子敲下，“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联合提交的这一文化遗产项目成为“丝绸之路”第一项申报成功的世界遗产。

（1）项目缘起

 “丝绸之路”申报世界遗产，始自1988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启动的“对话之路：丝绸之路整体性研究”项目。之所以启动这个项目，主要是因为中亚的文化遗产保护一直是个弱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基于世界遗产保护的全球平衡战略考虑，希望通过国际间的交流与对话来鼓励和带动中亚地区的遗产保护工作。在开展了一系列国际考察和联合协商会议后，在世界遗产委员会的积极协调下，2006年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中亚五国正式开启了丝绸之路跨国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工作。自此，中国的学术界和遗产界专家在国家文物局组织下、开始全力投入到丝路申遗这一伟大的探索中，并在8年的实践过程中展现了中国对文化线路遗产理论的探索与贡献，最终和国际遗产组织与专家共同促成了世界上第一项、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申报成功的丝路世界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

（2）参与咨询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参与丝路申遗是从2007年受理各省的丝路《管理规划》开始的。2008年申报工作全面开启之后，我们在国家文物局遗产专家、时任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副主席郭旃先生的指导下，开展了各个申报点的第一手资料收集，并在其后3年的工作中，不断学习国际遗产专家有关文化线路的理论和观点，开拓了不少眼界。但随着丝路申遗的推进，我们的工作困惑、甚至困境逐渐凸显。2008年6月，在西安召开的中国及中亚五国联合申报协调会议上，我对这条文化线路的价值特性与相关规划策略提出了一系列困惑和看法，包括遗产辨认方面的问题（如规模的大小、类型的界定）、价值特征属性以及时空范围的界定等。其中反映的一个突出难点是，整个丝绸之路交通体系并不是一条线段的衍变发展，而是一个跨越洲际的、规模宏大的、此起彼伏的动态网状系统在1800年间的发展演变，其中涉及的地理—文化区域、地缘政治、族群与民族等种种问题错综复杂。简言之，“丝绸之路”作为一个遗产实体来看，不仅各个遗产点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动态关联，在时空上也具有立体的特征、不是一套平面的网络可以完整表达的。此时各国与会专家和联合国专家也都已意识到了问题的复杂性，提出需要针对丝路申遗的策略重新进行专题研究。

2011年底，在国际组织的协调下，中国和中亚五国的联合申报进行了任务重组：由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三国联合申报一条廊道，简称“天山廊道”；由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联合申报另一条廊道，当时简称“阿姆河廊道”（后更名为Silk Roads: Penjikent-Samarkand-Poykent Corridor）。

2012年1月，一个意外的消息传来：乌兹别克斯坦已经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提交丝路申遗文本了！这一消息促成了中、哈、吉三国联合申遗的实际进展。

2012年2月，在国家文物局主持下，中国的跨国联合申遗项目“丝绸之路：起始段与天山廊道的路网”全面铺开、正式进入倒计时。其中我所被指定承担起包括价值研究在内的申遗文本全部的编写任务。这项任务对我们来说是极为艰巨的——无论是历史知识还是遗产理论方面都是全新的挑战，更为艰难的是时间限定在不足12个月的时间内，不可能开展系统学习！当时我们基于强烈的责任感接下了展现任务：不仅仅因为丝绸之路伟大的遗产价值，更因为中国在其中曾经扮演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自己一直这么认为并强调，但在国际上看法多有不同），是中国最具国际关联性的重大文化遗产。

“长安-天山廊道”提名文件 与 补充材料

（3）国际贡献

自2010年开始，ICOMOS 重新开始对丝路申遗策略展开专项课题研究。2011年5月，在土库曼斯坦召开的协调会议上，国际专家TIM发布了研究成果初稿，简称《主题研究报告》，再次强调了2007年《概念性文件》提出的“这条路上的每个遗产保护点本身都不具备独立的世界遗产价值，只有将它们联系到一起，才能构成一个整体的价值”。这个基本概念在2010年2月于瑞士伊廷根（Ittingen）召开的国际世界遗产系列申遗专家会议上获得深化、形成《伊廷根文件》，明确了整个丝路的遗产形态——系列集成遗产，对指导其后丝路的遗产辨认和价值特征研究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一新理念也是基于此前《操作指南》有关“系列遗产”概念的一次深化，对今后的各类综合性大型文化线路遗产的辨认均具有指导意义，可谓是对世界遗产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

作为《主题研究报告》主要的贡献，则是引入了“廊道”（Corridor）的概念——把整个丝绸之路分解成若干路段（网）来申报，每一个路段（网）属于一个独立的遗产项目，这样就大大提升了丝路这一超大型文化线路申报、管理的可操作性。“廊道”概念的提出，引起各国遗产专家，特别是考古专家和历史学家的各种质疑——毕竟丝绸之路在亚欧大陆上作为东西方之间的交通交流体系是不可切分的，且以道路两侧外扩“廊道”的形象过于局限，从丝路的分布形态来看，称之为“路网”较为妥帖。但最终大家还是为可操作性所吸引，于是《主题研究报告》申报策略获得广泛认可，同时中国的建议也被接受——在不放弃“廊道”的称谓之后再缀一个“路网”。

（4）面临挑战

当2012年2月在被指定受理丝路申遗的文本编撰与规划编制的咨询任务后，我们才开始真正启动对丝路遗产理论的主动思考——此前的丝路国际遗产理论主要是针对所有参与国的，具有“广谱性”，而我们需要面对的是“丝绸之路：起始段与天山廊道的路网”（原名中的“起始段”后由“长安”替代，以下简称“长安-天山廊道”），是丝路的一条局部路段、即所谓的“廊道”。需要探讨出适合廊道申遗的申报策略与遗产理论，特别是作为集合式的超大型系列遗产，在跨越东亚与中亚的跨国联合申遗框架下，如何作为一个整体遗产进行遗产辨认(包括遗存分类与时空界定)，如何提炼遗产的价值特征（attribute），如何鉴定其完整性与真实性，如何提供跨区域跨国家的、具有整体意义的遗产中长期保护与协调管理，这些问题都属于前所未有的挑战。在国际遗产组织的全程参与和指导下，在国家文物局的通盘领导和国际协调下，在丝路沿线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包括各级政府、部门和遗产地居民）和多学科专家与技术团队之间的交流与对话中，也包括在文本编撰过程中与哈国、吉国专家的交流、沟通中，我们在国际遗产组织与专家的理论基础上，进一步围绕申报项目本身开始了一种全新的探索。

2012年11月第三次“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文本编制三国协调会，北京

二、探索

我们发现丝绸之路这一人类长距离的交通交流线路，对人类文明和文化发展所起的作用是独特和多方位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文明和文化的发展是在人类文明的传播中推进的。因此在价值研究中，我们需要引入国际视野，突破以往单体文明以及单纯交通史的研究方式，更加关注各个文明之间的相互传播轨迹和影响关系，并从它们之间的互动和演变中理解各个文明的特色和源流。这一新视角在整个丝绸之路的价值研究中得到了充分应用。这些应用主要体现在一些遗产理论的观念讨论或申遗策略讨论方面。国际专家开展的专题研究往往是面对整个世界范围的，概念性和指导性都较强，内在的逻辑感也很清晰。但在具体项目中的运用，在中、哈、吉跨国联合申报项目的实际申报工作中，还需要我们三国结合自身的地理—文化特性、历史过程以及备选申报点等作出实质性的探讨和创新。中国文本团队就在国际语境下探讨了下列几个概念：

（1）连贯廊道

“廊道”是一个涉及超大型集成系列文化线路遗产的概念，属于遗产辨认的基本依据，也是《主题研究报告》的主要贡献。

《主题研究报告》提出的“廊道”概念把分布于亚欧大陆10000千米3 长、3000千米宽的整个丝绸之路路网切分成大大小小的52条/段廊道，这是一种化整为零的策略，明显增强了跨国申遗的可操作性。但其中中国境内的丝路路网被《主题研究报告》切分成了10段，其中最长的一段是从长安—玉门关（很明显，这一问题容易引发一系列潜藏的历史，甚至当代的某些问题）。如果照此划定，这条廊道不需要、也就是不符合“跨国联合申遗”；如果选择符合跨越中、哈、吉三国国境的廊道，《主题研究报告》中只有从中国的库车往西进入吉国的伊塞克湖、再通往哈国，也就是当年玄奘离开高昌后走的路段，以此作为一项世界遗产申报，价值肯定难以达到高的标准。最根本的问题是，中国的丝路“廊道”如果不能从当年的首都长安一直穿越出现代的国境，那么这条交通线的意义还只能算是中国自己的，不具备跨国的意义，其OUV的界定必将受到很大限制，更难提炼出具有人类文明高度的价值。所以，中国专家最终一致同意文本组的方案：作为整个丝绸之路的起始段，这条廊道必须从长安一直向西穿出国界。鉴此，我们把中国境内的6条《主题研究报告》建议廊道连接起来，形成一条连贯的路网：廊道的东端界定在长安、洛阳，它们在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10世纪一直是中华文明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特别是发生在长安的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事件，已基本成为丝绸之路公认的起始标志；廊道的西端位于七河地区的塔拉斯河谷，这也是哈吉两国申报点的最西位置。整个廊道跨度达5000千米，主路网长度达8700千米。

“长安-天山廊道”穿越国境、链接了6条“建议廊道”形成的连贯线路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绘制）

（2）地理—文化单元的划分

丝绸之路的时空框架界定之后，其内在的组织结构，即存在于各个申报点之间的传播轨迹成为我们的探讨重点。从某种意义来看，长距离交通交流中内在的传播轨迹是有着层级之分的——太细则碎、太整无痕。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技术问题，是如何建立起申报单点与丝路整体关系的主要依据。我们在反复研究了丝路沿线遗产点背景之间的共性后，一种“地理—文化单元”的概念渐趋清晰。这个名词在国际专家的报告中曾经给予强调，但在如何切分上并没有展开，比如整个天山地区被视为一个地理—文化单元，草原游牧、绿洲农业和山地畜牧三种生业方式全都被混合了，定居与非定居也混合了。在丝路价值研究过程中，我从生产方式、地理气候、住居方式以及民族、政权或地缘政治等方面的内在差异与关联角度，逐渐剥离出中原地区、河西走廊、天山南北和七河地区四个互为链接的地理—文化单元，藉此构建起整个交通路网的基本结构。这一模式也赋予了超大型文化线路特有的一种开放型既可链接的基本构造形态——以相对独立的地理—文化单元作为衔接单位、进行开展，可具备相对的完整性。 

“长安-天山廊道”的4大地理单元及其申报点（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绘制）

（3）依据功能的遗存分类

在丝路遗产的价值研究中，我们探讨的又一重要问题是申报点的分类方法。国际专家曾在《OUV草案》中提出过分类原则——将丝路遗产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基础设施，包括道路、驿站、桥梁、哨所以及水利灌溉设施等专用于支撑贸易和运输的遗存；第二类是产品和产地，包括交易货物本身和它的产地，例如丝路上具有商贸价值的采矿、金属加工基地以及丝绸、瓷器等货物的生产作坊遗址等；第三类是（交流的）产物，将未纳入前两类的所有城镇聚落、宗教遗址以及艺术、科学技术等非物质遗产全部归入此类。这三种分类如果应用于中亚，我猜测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但在中、哈、吉的丝路联合申报中，我们首先发现“生产”类的遗址在三国提交的第一批名单里几乎一个都没有（这还不算逻辑出问题），而第三类所谓的“产物”在本廊道中不仅特别丰富，比如佛教传播的产物石窟寺之类，更为难堪的是中华帝国的政令中心无法解释为丝绸之路传播后的“产物”，特别是汉长安城未央宫遗址、唐长安城大明宫遗址和汉魏洛阳城遗址之类，即便是西域的交河与高昌，也很难界定为是丝路的交流传播产物。这种无法摆脱的困境导致我们不得不抛弃国际文件的三种分类概念，另辟途径。

我们采取了问题导向的策略，以如何能够清晰有效地展现丝绸之路的价值特征为类型划分的切入点——采用自下而上的策略，从已有的33个申报点自身对丝路价值的不同支撑角度来进行遗存归类。依此方法，我们获得了五种主要类型：中心城镇遗迹、商贸聚落遗迹、交通和防御遗迹、宗教遗迹以及关联遗迹，然后按类分别阐述各类遗存对遗产整体价值的支撑角度，以及各类遗存内部的传播轨迹与关联程度。这一分类策略不仅符合实际情况，也意味着超大型文化线路在遗存分类上的开放性，可为今后丝绸之路的扩展项目以及新的廊道申遗提供示范。

依据遗产点对文化线路整体的支持角度/历史功能进行分类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绘制）

（4 ）列入理由

“列入理由”是申遗文本的关键内容，主要由缔约国声明提名遗产有什么理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简言之，声明提名遗产符合哪条世界遗产的价值标准。我们经由对“连贯廊道”、“地理-文化单元划分”和“遗存分类”3个方面的创新探索，奠定了“长安-天山廊道”在遗产理论方面的重要基础，促成了遗产辨认、整体关联和内在动态轨迹等方面的遗产理论，支撑了列入理由：

简要综述 

“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是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6世纪期间连接长安到塔拉斯的长距离商贸交通路网，位于亚洲大陆中、东部。作为文化线路类型的遗产它由分布于中国、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3囯境内的一系列类型各异、具有内在关联的代表性遗迹以及它们之间在18个世纪的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交通交流关系构成。遗存类型包含了古道，关隘、烽燧、长城、驿站戍堡、军事城堡等支撑和维护长距离交通的基础设施遗址遗迹，包含了都城与宫殿、中心城镇与商贸聚落、多种宗教特别是佛教建筑以及墓葬等与交通交流活动相关联的各种遗址遗迹。其交通路线主要依傍着游牧与农耕交接地带的天山山脉与青藏高原北缘的祁连山的山麓行进，凭借着雪山水系和绿洲的支撑，途经和穿越了一个接一个的干旱、荒芜的戈壁沙漠地带，连通了东亚的黄土高原和中亚的七河地区。全程跨度约5000公里、路网总长约8700公里。

 “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属“丝绸之路”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不仅在“丝绸之路”整个交流交通体系中具有起始的地位，还因经由多种途径的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建立起跨区域的长距离交通，连接了多种文明地带、展开了东西方之间持续而广泛的商贸、宗教、科技、文化等交流活动，在游牧与定居、东亚与中亚等文明交流中拥有广泛而重要的影响和作用，见证了亚欧大陆于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6世纪期间人类文明与文化发展的主要脉络及其重要历史阶段，以及其中突出的多元文化特征，促进了洲际间多种文明的协调和共同繁荣，是亚洲大陆上建立长距离东西方交通、开展广泛的人类文明与文化交流、对话的杰出范例。

符合世界遗产标准（ii）

展现了在一段时期内或世界某一文化区域中人类价值观念的相互交流，体现于建筑、技术、纪念性艺术、城市规划或景观设计之发展。

“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以跨越东亚与中亚的特大区域性路网规模、持久的沿用时间、丰富的各类遗存及其相互间的内在动态关联、多元的交流内容、多样的地理环境，展现出公元前2世纪～公元16世纪期间亚欧大陆诸多文明区域、特别是游牧的草原文明与定居的农耕、绿洲或畜牧文明之间所发生的互为影响与作用，包括在宗教信仰、城市文化、建筑设计、住居方式、商品贸易、民族交流等方面所揭示的人们价值观的相互影响。是亚欧大陆上人类经由长距离交通、开展广泛的文明与文化交流的杰出范例。

自中国中原至中亚七河地区的长距离交通促成了文明交流与互鉴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绘制）

符合世界遗产标准（iii）

能为现存的或已消逝的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独特的或至少是特殊的见证。

“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是公元前2世纪～公元16世纪期间欧亚大陆经济和文化交流传统、以及社会发展的重要见证。特别是分布于路网沿线的一系列都城、中心城镇和聚落遗址，为亚洲大陆、尤其是中亚地区在约18个世纪中诸多业已消逝或发展演变的古代民族及其文明，以及东亚地区延续至今的华夏文明都提供了特殊的见证，揭示了亚洲历史上中原农耕文明、草原游牧文明、西域绿洲文明之间的交流、冲突、兼容、融合等对话过程，以及这一过程所经历的若干重要历史阶段与突出的多元文化特性。

符合世界遗产标准（v）

是传统人类居住地、土地使用或海洋开发的杰出范例，代表一种(或几种)文化或者人类与环境的相互作用，特别是由于不可逆变化的影响下变得易于损坏。

 “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经由一系列对自然环境的依托、利用和改造措施，包括对荒漠地带土地利用的成功开发,共同支撑了荒漠条件下的行旅交通，最终使得跨越洲际的文化线路得以贯通，是人类为实现长距离交通与交流而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杰出范例。

符合世界遗产标准（vi）

与具有突出的普遍意义的事件、文化传统、观点、信仰、艺术作品或文学作品有直接或实质的联系。

 “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的诸多遗址遗迹与大量相关出土文物、简牍文书、历史文献和行旅游记，与对欧亚大陆上的人类文明与文化交流史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张骞凿空西域事件”直接关联；与对东亚文化具有重大影响的中国佛教传播事件和传播方式直接关联；与以丝绸为大宗贸易的洲际商贸传统（如绢马互市）以及粟特人在丝绸之路上独特的经商传统直接关联；与此同时，在它沿线其它地点出土的大量文物、简牍文书和考古资料等珍贵材料，尚可为亚欧大陆上广泛的文明与文化交流内容、包括东西方之间物种、习俗、艺术、科学、技术等交流传统提供实质性的佐证，揭示出这些交流活动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所产生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与丝绸之路的其它（潜在的）廊道/路段的特征对比

“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属于整个“丝绸之路”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虽然“丝绸之路”在对比世界上其它文化线路时，具有“无可比拟”（ICOMOS专家意见）的地位，但“长安-天山廊道”作为丝路的一个组成部分，相对于丝路中的其它潜在的廊道（即今后可能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廊道），具有什么样的自身特有属性，也是遗产价值研究的又一个方面.为此，在ICOMOS国际专家苏珊的专程指导下，中哈吉3国专家经过最后一轮的集体研讨，提炼出“长安-天山廊道”特有的10条价值特征：

（1）中华帝国及七河地区的国家控制并繁荣了本廊道路网沿线的贸易活动；

（2）由中华帝国和七河地区国家掌握的戍堡、驿站、停靠站以及商旅驿站以控制来往贸易并保障贸易安全；

（3）可反映历时1200余年中华帝国权力中心的一系列宫殿（遗址）；

（4）以沙漠和雪山为主的沿途地理类型与地貌景观特别丰富；

（5）发展成为游牧聚落和定居聚落交汇点的城市；

（6）干旱地区多样的水源管理；

（7）记录了佛教沿着丝绸之路向东传播的一系列佛教寺院（包括佛塔、寺庙和石窟寺）；

（8）系列大型的精美石窟寺是本廊道所特有的；

（9）宽容/多民族多宗教共存；

（10）对于丝绸之路具有重要的起始意义。

2013年2月，有关廊道自身特有的10条价值特征研究成果纳入申遗“补充材料”、提交世界遗产中心，并获《ICOMOS评估报告》的充分肯定。至此，中哈吉3国围绕“长安-天山廊道”的价值研究形成了一套适合于廊道申遗的理论体系与技术路线。可以说，这一成果是经由对此前国际丝路遗产理论的运用、阐释与突破而形成的。最终ICOMOS对文本提交的“列入理由”全部予以认可，认定符合标准（ii）（iii）（v）和（vi），推荐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三、结语

在上述的丝绸之路、主要是“长安-天山廊道”的遗产辨认和’价值研究中，我采用的切入点可以概括成“用遗产的眼光看、从文明的角度论”，藉此可以更为充分的领略我们祖先曾经的伟大与智慧，进而令人重新审视长距离交通交流对人类文明与文化发展的重大作用。“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丝绸之路”作为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最伟大的交流互鉴产物，其丰富而深厚的内涵对我们当代文明与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她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框架，对相互理解多种历史观及和平文化能发挥作用，对于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多元文化振兴以及丝路沿线各地区文化与经济交流的目标带来积极作用。回顾“长安-天山廊道”的申遗成功，不仅在国际遗产界“是将丝绸之路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ICOMOS评语，2014），也意味着我国的丝路遗产研究与保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与推进，这项工作依然任重而道远，希望我们的前此探索能对后续的丝路研究与保护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也藉此申遗成功6周年之际，再次向所有在“长安-天山廊道”申遗的过程中对我们的文本编制工作做出过可贵支持与指导的专家学者致以诚挚的感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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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陈同滨：《“丝绸之路：起始段和天山廊道的路网”突出普遍价值研究》，《中国文化遗产》，2014，3：7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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