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丝按】2020年6月19日起，2020丝绸之路周的配套特展之一的“众望同归：丝绸之路的前世今生”在中国丝绸博物馆开幕。为此，我们特别邀请了一批丝绸之路相关的著名学者为“众望同归”特展提供咨询并写作了相关文章。我们会在中国丝绸博物馆微信公众号及相关平台陆续刊登，第六篇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朱玉麒提供。

一

黄文弼（1893-1966）字仲良，是20世纪著名的考古学家、西北历史地理学家。

他于1893年出生在湖北汉川一个世代务农的贫苦家庭。其父由木匠转而经商，家境稍裕，黄文弼在1911年开始就读于汉阳府中学堂。辛亥革命的浪潮激发了他寻求新思想、新知识的渴望，于1915年负笈北上，在北京大学哲学门就读。

1918年，黄文弼毕业留校，担任国学研究所助教，历任讲师、副教授。在蔡元培、胡适、李大钊、沈兼士等师长的影响下，黄文弼致力于传统典籍的研究和学术新知的追求，其学术志向经过多次转型，由传统哲学，而目录学，而古物学，形成了多元的知识结构。在留校以来的10年间，他先后出版了《二程子哲学方法论》《北京大学图书馆贵重书目》《山西兴化寺壁画名相考》等代表性论著，培养了他日后从事考古学与历史地理学的丰厚基础。

1927年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成立，改变了黄文弼的学术命运。他以唯一的中国考古学者身份加入其中，于1927年5月9日首途，从此开始了长达三年多的蒙古和新疆考察之旅，也开始了他终生从事的西北研究征程。

图1.1927年5月9日，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中方团员在北大三院出发前合影

（左2黄文弼）

图2.西北考察途中的驼队

黄文弼一生四次到达新疆。第一次征程，先在蒙古地区获得了丰富的田野考察经验，并从姥弄苏木（鄂伦苏木）发现的一处废墟和数段残碑中，找到了汪古特部的根据地，成为此次考察的告捷首战。其后考察的秦长城、黑柳图、居延堡等遗址，都为日后北方史地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考古材料。进入新疆之后，黄文弼独立作业，在吐鲁番盆地、塔克拉玛干沙漠和罗布泊地区进行了中国学者第一次新疆考古的科学调查和发掘。后来高昌陶罐、吐鲁番墓志的成书，土垠遗址、南北两河的发现，都始于这一次的艰苦工作。

图3.百灵庙旧照，黄文弼发现的劳伦苏木古城即在其东北（1927）

图4.黄文弼在劳伦苏木古城发现的蒙古文《阿勒坦汗碑》

图5.黄文弼在内蒙古考察途中（1928）

图6.《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封面

1933-1934年间，黄文弼以教育部考察新疆教育文化专员的身份进行第二次蒙新考察。对于蒙古地区的长城、居延塞，新疆的罗布淖尔，又进行了新的考察，著名的“居卢訾仓”汉简也正是此次在土垠考古所得。

图7. 黄文弼手绘罗布泊所见女尸

图8. 黄文弼所绘制的克孜尔石窟佛洞分布图

1943年，黄文弼受西北大学委托，随国父实业计划考察团第三次赴新疆考察。这次从河西走廊西行，他主要考察了敦煌和新疆北疆地区，足迹遍及巴里坤、木垒、奇台、吉木萨尔、阜康、昌吉、呼图壁、玛纳斯、乌苏、精河、伊宁、博乐、额敏、塔城、布尔津、阿勒泰等地。他还再次到南疆，考察了塔里木盆地北缘从焉耆、库车直到阿瓦提、乌什的一线，回程又在库尔勒、吐鲁番、哈密等地进行了访问，并充分关注当地的教育、民族状况。第三次考察填补前两次考察所留下的大片空白，并为第四次考察作了准备。

新中国成立之后的1957年，黄文弼以64岁的高龄，率领中国科学院的考古队前往新疆，成为他人生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西域考古。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除了对以往调查地区如库车的龟兹国古城遗址做了重点挖掘外，还探查了过去未曾进行过考古工作的区域，如塔里木盆地东南隅的婼羌古城遗址和米兰古城遗址。在巴里坤和伊犁草原游牧地区，还对土冢、石雕人像、岩画等过去被忽视的民族文化遗存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工作。

新疆文物考古事业是其终身的追求，除了以上四次新疆考古之外，黄文弼的一生还在文博、科研和教学等方面取得成就。他曾在1935年以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委员的名义，在西安主持碑林的整理工作，以3年时间完成了新的西安碑林的开馆。抗战爆发，他辗转内地，先后担任西北联大、四川大学教授，1942年起，专任西北大学历史、边政两系主任。抗战胜利，他担任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专职研究员，在1948年完成了《罗布淖尔考古记》的写作，并于当年出版。解放以来，他担任中国科学院考古所研究员，始终从事在过去动荡的年代里未能完成的新疆考古资料研究工作，先后出版了《高昌专集》（增订本）《吐鲁番考古记》《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等专著。1965年，黄文弼先生还担任了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但是，文化大革命爆发，黄文弼先生受到批判、抄家等巨大的冲击，不堪屈辱，不幸于1966年12月18日辞世，终年73岁。

黄文弼的一生与中国近现代动荡、剧变的时期相始终。从汉阳府中学堂到北京大学，他在中国遭受西方列强侵略、帝制覆灭、五四运动等等一系列剧变中成长起来，培养出奋发图强的爱国主义精神，其所从事的西北考古工作本身，也带有明显的道义担当；抗战八年的烽火中，他与同胞辗转流离，却始终紧抱着西北考察的资料不断撰述；新中国成立后，他仍旧坚持工作，直到遭受文革的冲击而赍志以没，他是近百年中国苦难时代的见证人。关于黄文弼及其学术成果的研究，不是简单关于一个个体人生的历程回顾，而是有关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乃至中国国家命运的探讨，也是有关中国当代考古学发展、西北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学科探讨。

二

黄文弼先生是丝绸之路考古尤其是新疆考古学的奠基人，是中国考古学的先驱者。他的四次新疆考察，行程在38000公里以上，探查过的遗址有数百，重点发掘的也有数十，对所有的遗址都有详略不同的记录。因此，无论就其从事西北史地和新疆考古的时间之早、之长，还是就其考察领域之广、之深，以及取得成果的丰硕程度而言，黄文弼先生都是当之无愧的中国从事新疆考古第一人。

图9.黄文弼日记手稿

黄文弼先生于1928年踏上新疆的土地开始从事考古调查，是中国在这一区域从事科学考古工作的开创者。之前从19世纪后期开始的中亚探险与考察，一直是欧美和日本等东西洋各国的专利。黄文弼的西北考察，担负着重大的使命，代表着中国学术界对新疆地区从事学术研究主权意识的觉醒。他克服重重困难，在第一次长达三年多的艰苦考察中，就获得了80多箱采集品，并在来年的1931年之后，开始陆续公布相关的报告和研究成果。

黄文弼最早发表和出版的成果，主要是吐鲁番盆地的考古收获。他相继出版了《高昌专（砖）集》（1931年）和《高昌陶集》（1933年）。这些著作在出版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得到向达、郑师许等中国第一流学者的学术评价，表彰“西北科学考查团之成绩在中文著述方面，目前不能不以黄君之收获为最大焉”（向达语），称道作者的科学研究“既不盲从汉人种西来陋说，又不误信中国文化高于一切的怪论”（郑师许语）。

黄文弼的吐鲁番研究成果，后续还有《高昌专集》增订本（1951年）《吐鲁番考古记》（1954年）的出版。对于吐鲁番盆地的陶制品、砖志、文书，黄文弼的采集品自成系列，并都进行了出色的研究。他的《兽形足盆形象考释》《高昌疆域郡城考》《高昌国官制表》《高昌国麹氏纪年》《宁朔将军麹斌造寺碑校记》《张怀寂墓志铭校记》和《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复原并校记》等论文，奠定了后来高昌史研究的基础。从1930年代到1950年代，日本学术界一些著名的西域史专家如水野清一、藤枝晃、石田幹之助等，都跟踪黄文弼西域考古著作的出版，将出色的书评在日本发布。如对于黄文弼高昌陶集的考古报告脱离中国古器物学的僵局而具有了科学考古学的面貌，水野清一由衷地欢呼说：“考古学渐渐被采用了其本来应有的面目形式，这是应该为中国考古学庆贺的吧。”

黄文弼以《罗布淖尔考古记》为代表的著作，体现了中国学者在罗布泊地区研究的最早成果。他在这一领域的突出贡献，一是土垠遗址及其汉简的发现和研究，二是孔雀河北岸古道和各类遗址的发现与研究。土垠汉简是新疆地区发现时间最早、数量最多的一批西汉简牍，结合这批汉简和考古遗址的判断，黄文弼对西汉经营西域的职官、交通、仓储等方面，做出了新论。土垠遗址因此被认为是继楼兰古城之后在罗布泊地区第二个最重要的重大发现。而孔雀河南北两岸文化的差异揭示，对研究这一地区的孔雀河道、楼兰城址变迁，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图10.《罗布淖尔考古记》封面

《塔里木盆地考古记》更体现了黄文弼在更大的区域内对新疆环塔里木盆地周边绿洲古国遗址的深入调查和研究成果。他对塔里木盆地的焉耆、库尔勒、轮台、库车、沙雅、拜城、和田、于田、皮山、叶城、巴楚、喀什、阿克苏等地区的各类遗迹都做过丰富的考察，并且从沙雅出发，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抵达于田，对沙漠腹地的河流和遗址做了细致的调查。他在焉耆、龟兹、于阗（今于田）等古国都城及重要遗址的研究中，发挥了熟悉传世文献的优长，从而与实地考察结合，做出了二重证据法的切实考证。

图11.《塔里木盆地考古记》封面

黄文弼的最后一份新疆考古报告是《新疆考古发掘报告（1957-1958）》，生前已经完成初稿，在其身后由孟凡人先生根据遗稿整理出版。其中在哈密、伊犁等地的考古工作，填补了黄文弼在北疆草原遗址考古方面的空白。《元阿力麻里古城考》也是对于草原丝路遗址的重要成果。

图12.《新疆考古发掘报告（1957-1958）》封面

黄文弼西北学术考察和研究方法论上的特色，一是他对考古学、历史学和地理学等多种学科的并重，二是对西北地区的遗址点考察与丝绸之路广阔区域面的有机结合。因此其在西北历史地理学方面的研究成果，突破了清代西北史地学片面注重文献的局限，而获得了考古学实物的印证；而其考古遗址的个案调查，又得以在传世典籍中获得文献依据，取得了二重证据的相互启迪。他的一系列考证丝绸之路交通和民族迁徙的论文，如《汉西域诸国之分布及种族问题》《张骞使西域路线考》《谈古代塔里木河及其变迁》《大月氏故地及西徙》《楼兰土著民族之推测及其文化》等，都体现了黄文弼在一个学术新时代里守正出新、开创西域研究局面的追求。黄文弼先生晚年，拟编《西北史地论丛》而未果，在其身后，由其哲嗣黄烈先生完成了这一遗愿，《西北史地论丛》于1981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其后的1989年，黄烈先生又从其考古报告中选粹其重要的论述部分，分别给以恰切的论文题目，与《西北史地论丛》中大部分的史地论文合刊，以《黄文弼历史考古论集》的书名在文物出版社出版。黄烈先生的选集，非常准确地传达了黄文弼西北考古与史地研究的重要成果，以致于它们在近30年来的丝绸之路和西域研究热潮中，与黄烈先生在1990年整理出版的《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1927-1930）》一起，成为研究者的案头必备。

以 “三记”（《罗布淖尔考古记》《吐鲁番考古记》《塔里木盆地考古记》）“两集”（《高昌专集》《高昌陶集》）为代表的黄文弼先生的西北科考成果，铸就了中国学者丝绸之路考古的里程碑，黄文弼先生是当之无愧的丝绸之路考古的奠基者、新疆考古的第一人！

（黄  烈 原编，朱玉麒 增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