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丝按】2020年6月19日起，2020丝绸之路周的配套特展之一的“众望同归：丝绸之路的前世今生”在中国丝绸博物馆开幕。为此，我们特别邀请了一批丝绸之路相关的著名学者为“众望同归”特展提供咨询并写作了相关文章。我们将在中国丝绸博物馆微信公众号及相关平台陆续刊登，第五篇由兰州大学历史系教授王翼青提供。

德国地理学家费尔迪南·冯·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33—1905）于1876年用德语首创的“丝绸之路（Seidenstrasse）”概念，旨在替换古希腊地理学家推罗的马林乌斯（Marinus of Tyre，1—2世纪）和克劳德·托勒密（Claudius Ptolemaeus，约90—168）先后记录的“赛里斯之路”，也就是马其顿商人梅斯·提提亚奴斯（Maes Titianus，活跃于68—80）的代理人于1世纪后半叶为了购买丝绸，从西向东走到赛里斯（Seres，丝国，即中国）都城赛拉（Sera，即洛阳）的一条商路。这条“赛里斯之路”或“丝绸之路”的原始线路，从幼发拉底河渡口希拉波利斯（Hierapolis，今叙利亚阿勒颇东北）出发，经过今伊拉克、伊朗、阿富汗，越帕米尔高原入中国，再经塔里木盆地、河西走廊、陇右、关中，最终到达东汉首都洛阳。

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西方各国学者在丝绸之路沿线进行了轰轰烈烈长达百年之久的地理学、考古学探险运动，有数百位探险家参与了丝绸之路再发现的过程。英国考古学家、地理学家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1862—1943）是近代唯一全面考察过丝绸之路南亚段、中亚段和西亚段的探险家，因而被英国传记作家安娜贝尔·霍克（Annabel Walker）在《奥莱尔·斯坦因：丝绸之路的开拓者》（伦敦，1995年）一书誉为“丝绸之路的开拓者”。（图1）斯坦因毕生从事丝绸之路探险，其成果推进了丝绸之路的再发现，大大拓展了人类对丝绸之路的认知范围。

图1. 《奥莱尔·斯坦因：丝绸之路的开拓者》

一

斯坦因于1862年11月26日出生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一个犹太教徒商人家庭。但父母为了儿子的前途着想，让初生的小斯坦因皈依了基督教新教路德宗。斯坦因接受基督教洗礼时，取教名“马尔克·奥莱尔”，源自古罗马帝国皇帝马尔克·奥莱尔·安敦（Marcus Aurelius Antonius，121—180）。安敦不仅为后世留下了著名的哲学经典《沉思录》，还针对波斯帝国安息王朝对丝绸之路的垄断，于166年开通了由罗马帝国（大秦）直通东汉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后汉书·西域传》对此记载如下：“大秦国，……其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綵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至桓帝延熹九年（166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瑇瑁，始乃一通焉。”小斯坦因与中欧交通史开拓君主安敦同名，虽属偶然，但也预示着他长大后必将与遥远的中国及丝绸之路发生密切关联。

斯坦因于1871年—1879年在匈牙利布达佩斯、德国德累斯顿读小学、中学、大学预科期间，通过希腊罗马史等一系列课程，将古希腊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前356—前323）确定为自己的第一个偶像。亚历山大大帝于前334—前324年率希腊联军远征中亚和印度，第一次将西方与东方连为一体，为中国丝绸流入西方以及丝绸之路的正式开通奠定了基础。斯坦因于1879年—1883年在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德国莱比锡大学、土宾根大学专攻印度学、伊朗学期间，通过《大唐西域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等汉籍法译本，熟知中印佛教文化交流史，又将中国唐僧玄奘（600—664）确定为自己的第二个偶像。1883年，斯坦因在土宾根大学完成伊朗学博士论文《关于赞德语中名词性词汇变格的研究》，于1884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

斯坦因取得博士学位后，于1884年—1887年赴英国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并伺机等待远赴英属印度工作的机会。1887年，英国印度事务部任命斯坦因为英属印度旁遮普大学学生注册官兼拉合尔东方学院院长。1887年11月，25岁的斯坦因离开欧洲，到达印度西北部，走近了中国，也走近了丝绸之路。斯坦因到达印度之初，利用业余时间，重点研究古印度梵语典籍中仅有的一部史书《克什米尔诸王编年史》，并多次在印度西北部克什米尔等地考察。

1890年3月，英属印度军官哈密尔顿·鲍威尔（Hamilton Bower，1858—1940）在中国新疆库车购获一部古代桦皮写本。1891年3月，孟加拉亚细亚学会语言学干事鲁道尔夫·霍恩勒（Rudolf Hoernle，1841—1918）解读了“鲍威尔写本”，认为它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梵语、婆罗谜文典籍。此后，斯坦因决定今后要将研究重点从克什米尔转向中国塔里木盆地。斯坦因自称：“1891年鲍威尔上校获自库车的著名桦皮写本开始为印度学家们所知。从此以后，我将眼睛盯住了中国新疆，认定这里是干考古学事业的场所。”1893年—1898年，英属印度政府以公帑大规模收购塔里木盆地出土文物，号称“中亚文物英国搜集品”。同时，俄国、法国、瑞典等西方列强也加入到搜集塔里木盆地出土文物的竞争中来。以伊斯拉姆·阿洪为首的一批和阗无业游民看到有利可图，从1895年开始伪造古代写本，使大量赝品流入伦敦、圣彼得堡、巴黎、斯德哥尔摩等欧洲大都会的博物馆中，酿成近代最大的一宗丝绸之路文物赝品案。1898年，西方学术界开始对和阗文物赝品产生怀疑，要求具有考古学经验的欧洲学者亲往和阗进行实地调查。于是霍恩勒鼓励斯坦因担负起这一责任，斯坦因也如愿以偿，乘机踏上了为时30多年的“追寻玄奘西行足迹”之旅。

二

斯坦因于1898年9月10日向英属印度政府呈交了第一次中亚考察（一考）申请书，1899年1月获得批准。1900年5月至1901年5月，斯坦因在新疆和阗周围进行了一考，目的之一是实地调查赝品问题，目的之二是继续挖掘真文物。1900年12月30日，斯坦因在丹丹威里克遗址发现一块木板画，他认定其题材是玄奘《大唐西域记》中记录的东国蚕种西传于阗国的故事。（图2）斯坦因在考察后期，取得了伊斯拉姆等人伪造文物的人证和物证。斯坦因结束一考后，于1901年在伦敦出版了一考初步报告书《在中国新疆进行考古学和地形测量学考察旅行的初步报告书》，1903年，斯坦因又在伦敦出版了一考游记《沙漠埋藏的和阗废墟》。（图3）

图2. 斯坦因在丹丹威里克遗址发现的木板画

《东国蚕种西传于阗国故事》

图3. 斯坦因第一次中亚考察游记《沙漠埋藏的和阗废墟》书影

1904年9月，斯坦因加入英国国籍，并担任英属印度西北边境省和俾路支斯坦的教育总监兼考古分局局长。1904年9月14日，斯坦因向英属印度政府呈交了第二次中亚考察（二考）申请书，于1905年1月获得批准。1906年4月至1908年10月，斯坦因在新疆塔里木盆地、吐鲁番盆地、甘肃河西走廊进行了二考（图4）。其间，斯坦因于1907年3—6月在敦煌县莫高窟等遗址考古（图5），与莫高窟守窟道士王圆禄（1850—1931）达成秘密交易，骗购大批藏经洞出土文物。（图6）斯坦因二考期间，他的一考详尽报告书《古代和阗》于1907年在牛津出版。（图7）

图4. 斯坦因第二次考察队在新疆

图5. 斯坦因于1907年3月16日第一次看到的敦煌莫高窟

图6. 王圆禄在三层楼（莫高窟第17窟）《西游记》壁画前 

斯坦因摄  1907年

图7. 斯坦因第一次中亚考察详尽报告书《古代和阗》书影

斯坦因于1909年1月21日返回伦敦后，名声大噪。路透社记者于1月22日采访了斯坦因，采访报道以不同的标题，于1月23日刊登在《泰晤士报》等25家英国的著名报纸上，使斯坦因一跃成为当时最著名的探险家。1909年1月30日出版的《伦敦新闻画报》上，刊印了全世界十五大探险家的肖像照片，总标题是《在未知世界的诱惑下去填补空白的人们：当代的伟大探险家》，斯坦因排名第一，比斯坦因出道更早的瑞典丝绸之路探险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1865—1952）仅排名第十五。1909年5月24日，伦敦皇家地理学会将本年度的“创建者奖章”金质奖章（国际地理学最高奖）授予斯坦因。1909年6月，法兰西研究院碑铭学与美文学科学院将本年度的斯坦尼斯拉斯·儒莲奖（国际汉学最高奖）授予斯坦因，以表彰他的《古代和阗》。1912年6月14日，斯坦因被封为“印度帝国序列高级骑士”，从此号称“奥莱尔·斯坦因爵士”。1912年，斯坦因在伦敦出版了二考游记《契丹沙漠废墟》。（图8）

图8. 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游记《契丹沙漠废墟》书影

1912年11月23日，斯坦因向英属印度政府呈交了第三次中亚考察（三考）申请书，于1913年4月获得批准。1913年8月至1915年7月，斯坦因在新疆塔里木盆地、吐鲁番盆地、甘肃河西走廊等地进行了三考。其间，斯坦因于1914年4月第二次访问敦煌莫高窟，于1914年5月—6月在额济纳旗黑城遗址进行发掘，于1914年10月至1915年2月在吐鲁番盆地诸遗址进行发掘。斯坦因结束了在中国境内的三考后，还于1915年7月—10月在俄属中亚考察，于1915年10月至1916年2月在波斯东部考察，于1916年3月结束考察。

斯坦因结束三考后，主要从事二考、三考期间所获中国西北文物的整理工作，以及两部详尽报告书的撰写工作，也开始考察亚历山大大帝东征路线。1921年，斯坦因二考详尽报告书《塞林底亚（中国印度）》在牛津出版。（图9）1921年，斯坦因还在伦敦出版了《千佛》一著，首次刊布了他二考期间在敦煌所获藏经洞出土绢画。（图10）1923年，斯坦因前三次中亚考察期间测绘地图的研究成果《奥莱尔·斯坦因爵士于1900年—1901年、1906年—1908年、1913年—1915年进行探险期间测绘的中国新疆和甘肃地图研究报告》在印度德赫拉·顿出版。

图9. 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详尽报告书《塞林底亚》书影

图10. 斯坦因著《千佛：敦煌石窟寺的古代佛教壁画》书影

图11. 斯坦因著《奥莱尔·斯坦因爵士于1900—1901年、1906—1908年、1913—1915年进行探险期间测绘的中国新疆和甘肃地图研究报告》书影

三

斯坦因撰写三考详尽报告书《亚洲腹地》过程中，从1924年开始酝酿其第四次中亚考察（四考）计划。彼时，英国政府决定将中国庚子赔款的剩余部分退还给中国，用于对英、中两国都有利的教育、文化等事业。斯坦因闻讯后，希望能从退还庚款中申请到一笔经费，以资助他的第四次中亚考察。1925年3月16日，斯坦因向英国外交部呈交了四考申请书。后因1925年“五卅惨案”后中国反帝爱国运动的高涨，英国退还庚款管理委员会暂时搁浅，斯坦因的考察计划也不得不束之高阁。

中国爱国知识分子自1919年“五四运动”后开始意识到，要想保护中国西北文物，必须阻止外国探险家单独在中国丝绸之路沿线的考古。1925年，北京大学成功阻止了由美国东方艺术史家兰登·华尔纳（Langdon Warner，1881—1955）领导的第二次美国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敦煌考察活动。1926年底，斯文·赫定来华，拟进行第五次中亚考察。北京各学术机构闻讯后组织起来，成立“中国学术团体协会”，最终迫使斯文·赫定于1927年4月26日签订协议，同意将其考察队改组为中瑞联合“西北科学考查团”。斯坦因对此形势了如指掌，但仍怀侥幸心理，试图在中国西北进行最后一次考察。1928年，斯坦因三考详尽报告书《亚洲腹地》在牛津出版。（图12）1929年，斯坦因考察亚历山大大帝东征路线的成果《在亚历山大前往印度河流域的道路上》在伦敦出版，此后，斯坦因全力为其四考寻找经费。

图12. 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详尽报告书《亚洲腹地》书影

华尔纳代表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进行的敦煌考察失败后，从1926年开始频繁与斯坦因联系，引诱斯坦因为哈佛大学效力。1928年哈佛大学与燕京大学合组的“哈佛-燕京学社”成立后，福格艺术博物馆和“哈佛-燕京学社”加快了引进斯坦因的步伐。1929年初，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洛维尔（Lawrence Lowell，1856—1943）给斯坦因发出邀请函，请斯坦因在哈佛大学洛维尔研究所讲学，介绍他的前三次中亚考察。斯坦因于1929年10月至1930年1月访问美国，其间于1929年12月5—21日在洛维尔研究院讲课，其余时间为筹集四考经费而四处奔波。最终，哈佛-燕京学社等机构以斯坦因1925年向英国外交部呈交的四考申请书为蓝本，为斯坦因四考提供10万美元的资助。1930年1月13日，哈佛大学任命斯坦因为福格艺术博物馆亚洲研究名誉研究员，以此名义进行四考。1930年4—5月，斯坦因访问上海、南京，获得中国外交部颁发的考察护照。

1930年8月至1931年7月，斯坦因在新疆塔里木盆地进行了四考。由于中国各界的反对，南京国民政府宣布吊销斯坦因的护照。斯坦因环游塔里木盆地完毕后，新疆省政府将其驱逐出境，斯坦因四考所获文物也在喀什噶尔被没收。斯坦因四考失败后，他在西方学界的影响力未受影响。1932年6月16日，英国皇家亚细亚学会将三年颁发一次的最高金质奖章授予斯坦因，以表彰“他在东方学研究领域做出的杰出贡献”。1933年，斯坦因在伦敦将自己在哈佛大学的讲演稿出版，书名为《在古代中亚的道路上》。（图13）1934年7月31日，英国皇家人类学会将学会最高奖赫胥黎纪念奖章授予斯坦因。1935年4月30日，英国古物学会将其最高金质奖章授予斯坦因，以表彰“他在考古学领域做出的杰出贡献”。

图13. 斯坦因前三次中亚考察简述《在古代中亚的道路上》书影

四

斯坦因结束四考后，意识到自己与中国的缘分已尽，余生只能将全部精力放在南亚、西亚的考察上，重点是亚历山大大帝东征路线和古罗马帝国边塞长城。1931年10月，斯坦因在旁遮普进行短途旅行，主要在杰卢姆河两岸追寻亚历山大大帝的遗迹。1932年，斯坦因代表哈佛大学进行了第一次伊朗考察，主要在伊朗俾路支斯坦旅行；1932年—1933年，斯坦因进行了第二次伊朗考察，主要沿波斯湾旅行；1933年—1934年，斯坦因进行了第三次伊朗考察，主要在法尔斯省东部考察；1935年—1936年，斯坦因进行了第四次伊朗考察，主要在法尔斯省西部至伊朗库尔德斯坦一线旅行。1937年，斯坦因在伦敦出版了《在印度西北部和伊朗东南部进行的考古学探查》（图14），又于1940年在伦敦出版了《伊朗西部的古代道路》，刊布了他在伊朗进行一系列考察的成果。1938年1月至1939年5月，斯坦因还多次在伊拉克和外约旦地区进行考察，对古罗马边塞长城遗址进行航空测绘，这是丝绸之路探险史上最早的航空考古学考察。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斯坦因于1939年11月返回印度，此后主要在南亚西北部进行考察。

图14. 斯坦因著《在印度西北部和伊朗东南部进行的考古学探查》书影

斯坦因晚年最大的愿望，是弥补他在阿富汗考察领域的空白。1943年，已81岁高龄的斯坦因在美国驻阿富汗公使范·海奈特·恩格尔特（Van Heinert Engert，1887—1985）的邀请下，于1943年10月19日抵达喀布尔访问。10月21日，斯坦因在参观喀布尔博物馆时着凉，进而引发痼疾支气管炎，10月24日晚突然中风。1943年10月26日，斯坦因在美国公使馆中病逝。斯坦因去世后，就近葬于阿富汗喀布尔郊区的基督教墓地。从某种意义上说，斯坦因是为丝绸之路考察而死，最终倒在了赴阿富汗考察的路上。

斯坦因的绝笔论文《论亚历山大大帝进入伽德罗西亚的道路》，在英国《地理学学报》1943年11—12月号排印过程中以特殊方式嵌入。该文编者按语说道：“奥莱尔·斯坦因爵士于1943年8月5日从他在克什米尔的高山营地给本刊主编写的最后一封信中，答应要为本刊撰写这篇论文。而他于10月26日在喀布尔去世。10个星期后，本刊于1944年1月10日收到该论文。”

二战结束后，世界恢复平静，斯坦因遗嘱执行人和遗产托管人海伦·玛丽·阿伦（Helen Mary Allen，1872—1952）也为斯坦因补写了墓志铭，1945年春天，斯坦因墓碑在喀布尔镌刻完成。墓志铭全文如下：“印度考古局的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之墓。他是一位学者、探险家和作家。他通过自己在印度、中国新疆、波斯和伊拉克的艰苦旅行，扩展了人类的知识范围。他于1862年11月26日出生于布达佩斯，于1904年成为英国臣民，于1943年10月26日死于喀布尔。他是一位极受爱戴的人。”

毫无疑问，斯坦因是近代最著名的丝绸之路探险家。他沿丝绸之路南亚段、中亚段、西亚段进行的一系列考察，扩展了人类对丝绸之路沿线考古学、地理学、语言学、历史学、美术学等学科知识的认识范围，开创了“敦煌学”、“吐鲁番学”等一系列国际显学。但是，在斯坦因的评价方面，西方与中国迥然不同。斯坦因在作为主权国家的中国进行考察的过程中，违背中国政府的相关法律和规定，将数万件珍贵文物劫往英国和英属印度，当属非法掠夺行为。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时代背景下，斯坦因的行为无疑是秉承了英国政府和英属印度政府的意志，但他对中国西北的文物古迹造成了无法弥补的破坏。未来，只有当英国、印度的相关收藏机构向中国归还斯坦因从中国西北劫走的文物之后，中国人民对斯坦因的痛恨程度才有可能得到缓解。

作者简介：王冀青，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萃英学者”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