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丝按】2020年6月19日起，2020丝绸之路周的配套特展之一的“众望同归：丝绸之路的前世今生”在中国丝绸博物馆开幕。为此，我们特别邀请了一批丝绸之路相关的著名学者为“众望同归”特展提供咨询并写作了相关文章。我们将在中国丝绸博物馆微信公众号及相关平台陆续刊登，第四篇由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张九辰提供。

瑞典地理学家、探险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1865－1952），是19世纪末期以来在中国西部从事探险考察的著名西方学者之一。斯文·赫定出生于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他所在的国度和年代，正是探险家被当作民族英雄的时代，这对幼年的斯文·赫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曾经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学习地质学，在柏林大学学习地理学。在柏林学习期间，他师从著名地理学家李希霍芬。良好的教育背景为他后来的探险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

斯文·赫定以出色的工作和卓越的成就获得了众多的荣誉。他是瑞典最后一位被国王封为贵族的平民，也是瑞典学会18名会员之一。他一生中赢得了很多奖章：瑞典地质学会的菲加勋章、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的维多利亚纪念章、柏林地理学会的李希霍芬奖章、中国政府授予的翠玉勋章。在75岁时，他还得到了德国希特勒政府授予的大鹰十字勋章。斯文·赫定也是一位颇具争议的人物，由于他的亲纳粹言行，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取消了对他的嘉奖，他在欧洲学术界也遭到孤立。由于常年在中亚探险，斯文·赫定终身未婚，但他自己说，他已经和中国结婚了。

图1. 斯文·赫定

斯文·赫定的探险和他领导的考察队，在考古学、地质学、地理学、气象学、地形测量学、动物学、植物学和人类学等多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这些成果集中体现在由他推动和主持的、工程浩大的11大类56卷的考察报告《斯文·赫定博士领导的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报告集》（Reports from the Scientific Expedition to the North-Western Provinces of China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Dr. Sven Hedin）中（以下简称《西北科学考查团报告集》）。丝绸之路概念的广泛传播，也与斯文·赫定密切相关。他以野外实践、学术演讲和出版《丝绸之路》游记等多种形式，使中国连接欧亚的古老商路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并以“丝路”之名重新引起世界的注意。

一、斯文·赫定的中亚探险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欧洲，中亚地理考察和国际东方学形成了一个高潮。进入20世纪，大批西方人到中亚探险，斯文·赫定便是其中著名的学者。德国地理学家洪堡于1843年提出了中亚的概念，指出中亚西起里海，东达兴安岭，南自喜马拉雅山，北至阿尔泰山。目前，中亚包括中国的新疆、西藏、内蒙古等地，以及蒙古等国家和地区。

1884年，19岁的斯文·赫定高中毕业后离开祖国，到俄罗斯的巴库油田做家庭教师。两年合同期满以后他南下游历，被辽阔的亚洲腹地深深吸引。他在《亚洲腹地探险八年》一书中总结到：“自1885-1909年，我对亚洲进行了3次短途和3次长途的探险考察。24年里，我有12年半以上的时间生活在亚洲的大地上”。1890-1891年，斯文·赫定还在德国学习期间，就到中亚做过短途旅行，这是他第一次进入中国新疆。斯文·赫定以参与考察队的形式对中亚进行的正式探险考察，主要集中于四个时段，分别是：1893-1897年，1899-1902年，1905-1909年和1927-1935年。其中前三次考察，他是考察队中唯一的欧洲学者；而第四次则是由他组织、由不同专业背景的欧洲和中国学者组成的考察队，此次考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和广泛的国际影响。

图2. 《亚洲腹地探险八年》

1893年10月，斯文·赫定开启了第一次中亚考察，他于第二年2月进入帕米尔高原，5月抵达喀什。1895年2月，斯文·赫定试图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但由于经验不足险遭不测，后被路过的骆驼队搭救才得以生还。第二年初他再次动身，由南向北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这一次不但发现了著名的沙漠古城丹丹乌里克，还到达了罗布泊。这是斯文·赫定第一次到达罗布泊，第一次考察结束后，斯文·赫定出版了《穿越亚洲》等著作。从此，斯文·赫定就与罗布泊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得意的成就之一，就是在第四次考察后提出的罗布泊游移湖理论。

1899年，斯文·赫定的第二次中亚考察到达了塔里木盆地、西藏和克什米尔等地区。他重点考察了塔里木河下游一带，并再次来到罗布泊，这一次他的最大收获是发现了楼兰古城，位于罗布泊西部的楼兰古城，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镇。这座建于公元前一二世纪的古城，存在了七八百年以后神秘消失，斯文·赫定的发现，掀起了一次次考察研究楼兰古城的热潮。斯文·赫定在这次野外工作结束以后，撰写了八卷本的《1899-1902年中亚科学考察成果》。

图3.《1899-1902年中亚科学考察成果》

斯文·赫定第三次中亚考察始于1905年。这一次他的目标是西藏，但是他由印度入藏的计划受阻，于是改道从克什米尔进入西藏西部，此时已经是1907年了。他这次考察途经藏北抵达西藏腹地，虽然考察途中一再受阻，但他仍然查清了印度河和雅鲁藏布江的发源地，此外还绘制了西藏部分地区的地图，收集了大量地质标本。1922年底，他撰写完成了九卷本的《1906-1908年西藏南部科学考察报告》。

斯文·赫定的第四次中亚考察，是由他领导和组织的一次大规模考察，也是他与中国学者合作共同完成的。八年工作的成果除了56卷本《西北科学考查团报告集》外，斯文·赫定还撰写并出版了大量游记，如《长征记》《皇城热河》《丝绸之路》《马仲英逃亡记》《漂泊的湖》等。《西北科学考查团报告集》的导言《1927-1935年亚洲探险记》的前三卷，就是斯文·赫定撰写的《亚洲腹地探险八年》，此书全面总结了斯文·赫定最后一次在中国西北的考察经历。

第四次考察分为两个阶段：1927年5月-1933年5月，中瑞联合组建的，由斯文·赫定和徐炳昶共同领导的“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以下简称“科学考察团”）；1933年10月-1935年2月，斯文·赫定作为中国政府的顾问，在铁道部的资助下组织了“绥新公路查勘队”（以下简称“汽车考察队”），斯文·赫定任队长。“科学考察团”和“汽车考察队”在人员和内容等方面有些重叠，斯文·赫定主持的《报告集》所依据的资料，也难以明确区分其成果源于哪一次考察。因此，有学者把两次考察看作是整体的工作。但两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前者的考察经费主要来自于瑞典和德国；后者则是由中国政府资助的。前者的起因本是受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的委托，准备为开辟柏林至上海的空中航线作一次横贯中国内陆的考察。后因航线计划搁浅，成为一项较为纯粹的科学考察；后者则是受中国政府委托，勘察中国内地到西北的公路建设，有着明确的实用目的。两次考察中，斯文·赫定均十分重视中国古代丝绸之路的再次利用，第二阶段的考察，更是为了践行这一理想，并最终使丝绸之路广为人知。

二、古丝绸之路的现代勘测

“丝绸之路”的概念，最早是由斯文·赫定的老师、德国著名地理学家斐迪南·弗赖赫尔·冯·李希霍芬（Ferdinand Freiherr von Richthofen，1833-1905）正式提出的。李希霍芬在1877年出版的《中国》第一卷中，将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中国与西土耳其斯坦、西北印度取得联系，进行丝绸贸易的中亚交通道路，称为“丝绸之路”。

1860-1862年，李希霍芬以地质学家和公使馆秘书的身份，随普鲁士政府组织的东亚考察团来到了东亚、东南亚和南亚诸国。

1868年他抵达上海，直到1872年在中国四年。他在上海洋商总会的支持下做了七次野外考察，走遍了中国东部的多数省份。李希霍芬回国以后，先后发表了五卷本的《中国--亲身旅行的成果和以之为根据的研究》。这套巨著是他在中国四年野外工作的成果，在西方世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河西走廊南缘到通往新疆的祁连山，曾经一度在欧洲被称为“李希霍芬山”。但是他本人未曾到过中亚地区，而是他学生斯文·赫定完成了这一伟大的中亚探险事业，并使“丝绸之路”名扬世界。

斯文·赫定不但是复兴古丝绸之路的倡导者，更是践行者。他希望“以自己游历中亚所取得的若干经验来给中国做点实实在在的好事”。他十分重视古老的丝绸之路，认为“它无疑是一条横跨亚洲的大动脉”。这条大动脉一旦打通，中国东部与新疆之间的行程，就由4个月的以骆驼为运输工具的行程缩短为半个月的以汽车为运输工具的行程。这样不但可以加强中国内地与新疆的联系，而且两地之间的交通运输可以完全在中国土地上进行，不必依赖西伯利亚铁路了。

在1927-1935年的考察过程中，斯文·赫定十分重视对这条古老的丝绸之路进行现代勘测。在他的游记——《亚洲腹地探险八年》中，记述了大量的野外勘测工作，他形容这项工作在中国西北地区留下了“一片蜘蛛网般的足迹”。由于他对古丝绸之路的重视，两次考察过程中地图绘制的工作重点，多选择在古丝绸之路上。正如斯文·赫定所说：“这条沉睡了大约1600年的古道，为什么不该再一次苏醒？”

在第一阶段“科学考察团”期间，中外团员测绘了大量地图。从内容上划分，包括了地质地理学家绘制的地形地势图、地质图、地质剖面图；考古学家绘制的遗址图；气象学家绘制的气象图、地磁图等。从绘制方法上划分，考察队不但绘制了大量的路线图，还选择重点区域，绘制了基于三角测量的平面地图，三角测量的重点区域，多在古丝绸之路上。

虽然“科学考察团”的工作重点不在复兴古丝绸之路计划，但是斯文·赫定一直在积极倡议推动这项工作。他复兴丝绸之路的想法，在1933-1937年的绥新公路汽车考察中得以实现。

1929年完成西北考察工作之后，斯文·赫定作为“科学考察团”的负责人回到北平。他在向中方组织者“中国学术团体协会”理事会汇报工作时提出了一项建议：建议中国政府重新开通甘肃经罗布泊到喀什的陆路交通。这项后来被斯文·赫定称为“丝绸之路复兴计划”得到理事会成员的一致赞同。

1933年夏季，斯文·赫定回到北平。在德国公使馆的一次晚宴上，他遇到了国民政府外交部常务次长刘崇杰（1880-1956年），并与他谈起了修筑内地连接新疆公路干线，进一步铺设贯通亚洲腹地的铁路线的重要性。刘崇杰赞赏斯文·赫定的建议，并请他起草一份备忘录，很快，国民政府铁道部聘请斯文·赫定为顾问，并委托他组织绥新公路勘察队。当时的中国政府还没有能力修建铁路，但是已经意识到修建公路不仅是很必要的，而且还应该和中国北部和中部现有的铁路线终点连起来。因此，这次考察的重点就放在修建公路的可能性上。

图4. 国民政府铁道部颁发的绥新公路查勘队护照

1933年10月，斯文·赫定率领的“绥新公路查勘队”从北平出发，开始了为期十八个月的西北公路勘测。考察队西行路线取道内蒙，沿弱水河岸西行，穿越戈壁到哈密，回程路线正是由哈密经罗布泊、敦煌而到达酒泉（时称肃州）。再从酒泉开始，沿着旧省道经张掖（时称甘州）、武威（时称凉州）而至兰州。回程路线主要在当时中国人称为的“古驿道”、斯文·赫定称之为“丝绸之路”上。

汽车考察期间，随队的中国工程师进行了工程技术方面的勘察，详细记录了路向、路长、高度、路面状况、工程需要等方面的内容；科学家则进行了地形、控制点、经纬度等测量和公路路线图的绘制工作。考察队还应新疆地方政府的要求，到罗布泊考察灌溉情况，并绘制水域图。相比于“科学考察团”期间的测绘条件，此次考察，绘图工作条件大为改善。斯文·赫定在《亚洲腹地探险八年》中详细描绘了测绘工作的细节：“后面的那辆卡车上支着三脚架和罗盘，他们不停地向前面的车打着信号，前面的司机每隔一段距离便在地上插上一些作为标志的小红旗，绘图车最后路过时再把它们拔下来。”

1935年2月21日，结束野外汽车考察的斯文·赫定作为铁道部顾问、查勘队队长，在国民政府举行的大型听证会上报告了汽车考察的成果。1935年出版的《新亚细亚》杂志，详细记录了斯文·赫定对这次会议的回忆：“于北平某次中国委员会会议内，会员皆为中国人，陈述吾考察团之事业，余发表塔里木河下游水道之发见，并提议建筑南京或北平与喀什噶尔间之汽车路。余之计划已蒙采纳，委员会宣称加入其专家意见，呈政府施行。”

考察队中方成员尤寅照、龚继成、陈宗器等人，在野外工作结束后联合撰写了《呈铁道部绥新公路查勘队工作报告书》，此报告后来以《绥新勘路报告》之名公开出版。据该报告介绍，考察团最后向铁道部提交了350张线路图、1张总图和7张区域地图、7张沿线高度剖面图，以及沿线记录表和照片。

斯文·赫定回到欧洲以后撰写了一本游记，书名即为《丝绸之路》。他在游记中记录了他的宏愿：“旅途中，我一直都在想象，仿佛已看到一条崭新的公路穿越草原和沙漠，……公路的路线会忠实地沿着古代丝路上商队和车轮留下的足迹和车辙向前延伸”。他相信“落后的亚洲也会再次进入文明和发展的新时代。中国政府如能使丝绸之路重新复苏……必将对人类有所贡献，同时也为自己树起一座丰碑！”

图5. 《丝绸之路》

三、“丝绸之路”概念的传播

斯文·赫定开启古丝绸之路考察时，中国人已经意识到开通内地通往西北公路的重要性，地方政府也开始在局部地区分段修建了部分公路。在斯文·赫定率领汽车队开始考察前半年，平津等处的中国商人成立了“新绥汽车公司”，并勘察了绥远至新疆的路线。但是这些工作没有中国政府的参与，也不是科学的勘测，更没有使用“丝绸之路”的称谓。毫无疑问，斯文·赫定以他的社会影响力和野外实践，真正让“丝绸之路”广为人知。

图6. 绥新公路查勘队行进途中

斯文·赫定不但是著名探险家，还是一位卓越的演讲者，每次从野外归来，他会在世界各地举办演讲会。1931年冬春两季，斯文·赫定利用回瑞典募集资金的机会，做了60余次巡回演讲。结束八年考察回到欧洲以后的一年多，他就在德国91个城市举办了111次讲座，周边国家举办了19次讲座。出色的演讲配以野外幻灯图片吸引了大批的听众，斯文·赫定的演讲会场场爆满。

在演讲中，斯文·赫定多次提到了丝绸之路。在1930年的《地学杂志》上，刊发了他在中国地学会的报告：“罗布淖尔及最先发现喜马拉雅山最高峰问题”，报告中提到了这条古代中西交通大道在贩运丝绸中的作用。目前无法了解斯文·赫定众多演讲的详细内容，也无法统计他在报告中多少次提到了“丝绸之路”的概念。但是斯文·赫定的名字，在20世纪30年代经常出现在中国的各种报刊杂志上。我们可以通过梳理中国报刊杂志上丝绸之路概念的出现时间和频率，反观其影响。

笔者根据民国期刊库和中国历史文献总库中的民国报纸库保存的报刊统计，涉及斯文·赫定本人的报道就有200余条，还没有包括关于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其它报道。时间跨度从1927-1948年，其中以1929年和1935年的报道最多。1935年以后，“丝路”等概念在报刊杂志上频繁出现，而1935年正是斯文·赫定结束八年西北考察之年。当时中文报刊上关于他的报道中，多有“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奉我国铁道部命勘察西北交通路线，其所注意之路有古代中国运丝往欧洲之路”等类似的记载。

从目前能够找到的中英文对照的报刊分析，英文中“丝绸之路”的概念一直使用“Silk Road”或者“Silk Route”,但是中文的译名则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1935年以前中文多对应“丝商之路”等说法，1935年以后中文报刊上“丝路”概念的使用才较为普遍。

真正使“丝绸之路”概念弘扬世界的，是斯文·赫定出版的众多探险游记。他于1924年出版的《亚洲腹地旅行记》，在1930年和1933年分别以《我的探险生涯》和《探险生涯 亚洲腹地旅行记》之名在中国出版。两本书中均提到了丝绸之路（中译本为“运丝大道”）。他在八年考察结束后撰写的《丝绸之路》，最终统一了中国对于连接亚欧古代商路的名称。

图7.《我的探险生涯》

《丝绸之路》于1936年出版了瑞典文版和德文版；1938年出版英文版；1939年出版日文版。中国最早介绍此书是在1939年出版的《图书季刊》的图书介绍栏目。该文标题同时使用了英文名“The Silk Road”和中文名“丝路纪行”。更为重要的是，介绍文字中强调：“所谓‘丝路’者，为秦汉之际丝运入中亚细亚及欧西等地之古道。由洛阳西安经敦煌出玉门关，以楼兰为中心，而入印度波斯西欧各地，汉武帝时，通西域，击楼兰，乃亦取道于此”。并强调：“‘丝路’之名，非中国所沿用。乃见于德国地质家Baron von Richthofen ‘die Seidenstrasse’.赫氏乃引用之以记其书名”。这是目前所见，最早关于“丝路”一词的来历和具体路线的详细说明。

对于斯文·赫定的贡献，中国人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正如《图书季刊》作者所言：“此线之成，有助于抗战建国着至巨，而赫氏以古稀之年，长途跋涉，查勘此国际交通路线，厥功至伟”。在中国，斯文·赫定的名字已经与“丝绸之路”连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