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丝按】2020年6月19日起，2020丝绸之路周的配套特展之一的“众望同归：丝绸之路的前世今生”在中国丝绸博物馆开幕。为此，我们特别邀请了一批丝绸之路相关的著名学者为“众望同归”特展提供咨询并写作了相关文章。我们将在中国丝绸博物馆微信公众号及相关平台陆续刊登，第二篇由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荣新江教授提供。

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 von Richthofen）在《中国》一书中，把汉代中国和中亚南部、西部以及印度之间的丝绸贸易为主的交通路线称作“丝绸之路”（德文作Seidenstrassen，英文作the Silk Road）。这个名称逐渐成为指称古代联系东西方的交通道路，甚至从陆路扩展到海路。大多数学者都接受这样一种称呼，虽然古代并没有“丝绸之路”这样的名字。但也有一些学者强调古代没有这样一条“丝绸之路”，因为他们认为古代没有这样一条丝绸之路的记录。

那么，古代关于东西方往来的道路到底有没有记录呢？如果有的话，又是怎样记录的呢？对于这个问题的解答，需要对东西方历史文献的体裁和著述方式有所了解。其实通过对传世和出土文书的解读，我们可以找到古人对于“丝绸之路”的记载，以下主要以汉文文献为主，兼及古典作家和穆斯林时代的著作，来论证我的观点。

一、从都城到边关的记录

从中文史料来说，有关古代交通地理的记载是从西汉时期开始的，而有关东西方古代道路的记载应当分成两个部分。一是从都城到一个王朝直辖领域的边境地点，一是从边境到当时所能达到西域最远的地方。

有关西汉时期的交通状况，最权威和系统的记录是官方的文书，可惜这类文书大多没有留存下来，我们有幸在西北的丝绸之路沿线发现了两方木牍，是汉朝官府专门记载道里的文书，一般称之为《传置道里簿》。其一是1974年甘肃居延考古队在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破城子遗址，发掘到的一枚西汉王莽时期的木牍，虽然木牍有缺失，但大体上可以复原出是从长安向北，经右扶风郡的茂陵、茯置、好止（畤），沿泾水到北地郡的义渠，再经安定郡的月氏、乌氏、泾阳、平林、高平，到武威郡的媪围、[造字：角+牒右旁]里、揟次、小张掖，再经删丹、日勒、钧耆、屋兰，最后到张掖郡氐池，总计20个置之间的里程。其二是1990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汉代敦煌悬泉置遗址，发掘到的一枚西汉末期的木牍，记从武威郡仓松、鸾鸟、小张掖到姑臧，再从显美、番和、日勒到张掖郡的氐池，再经觻得、昭武、祁连、表是，到酒泉郡玉门，再经沙头、乾齐，到敦煌郡渊泉，总计12个置之间的里程。两相连接，可以复原西汉时期从长安到敦煌的驿道和驿站设置情况。

图1  悬泉置出土的《传置道里簿》

这两件木牍是有关汉代从都城长安到边镇敦煌的珍贵记录，现在已经广为学界所知。我们这里要强调的是，这类木牍体制相同，都是分栏书写，有三栏或四栏不同，但记录方法一致，写完一栏，再写下一栏。内容都是简单地记从一个置（驿站）到下一个置的里程数，如“长安至茂陵七十里，茂陵至茯置卅五里”；“沙头去乾齐八十五里，乾齐去渊泉五十八里”。这说明此类木牍是全国统一的《传置道里簿》，每个置有驿站的官道上，都掌握着这样的文书。我们从悬泉置出土的其他简牍文书可以知道，一个驿站要送往迎来，必须知道到来和往之地的里程，这样才好提前准备，所以这类文书是日常行政运作必不可少的文案。因此，两件木牍虽然保存状态较好，但文字有磨损，大概就是时常检视的缘故。

由此可知，西汉官府，不论中央还是地方的传置，都有记录里程的文书在手。从两件记录不同地段的木牍推想，长安的中央官府中，必然有从长安直到敦煌的完整《道里簿》。这种《道里簿》，也就是西汉时期“丝绸之路”的完整记录，这是不难确定的事实。

因为驿传制度从汉代一直延续下来，所以这类文书也应当一直存在，只不过我们现在没有发现而已。

到了唐朝时期，留存的材料多了一些。德宗贞元时杜佑著《通典》，利用官府所存天宝时的档案，在《州郡典》中给出每个郡的“八到”，即由该郡郡治所在城市通向东、西、南、北、东南、西南、西北、东北八个方向下一城镇的里程。宪宗时宰相李吉甫所撰《元和郡县图志》，也保存了每州“八到”的记录。把这些里程联结的城镇接起来，就是唐朝的交通道路；而把这些里程记录抽出来，我们就可以得到从长安经河西走廊直到最西面的直辖州——西州（吐鲁番）的完整道路记载，也就是唐朝“丝绸之路”的全记录了。严耕望先生著《唐代交通图考》，基本素材就是《通典》《元和志》的“八到”记录，再辅以其他材料，他其实早已经把从长安到凉州，从凉州到西州的“丝绸之路”圆满地勾画出来了。

至于更为细致的记载，我们可以从敦煌发现的《沙州图经》来复原。法藏（P.2005）《沙州图经》卷三保留有敦煌县所属“一十九所驿”的条目，详细记录了每个驿站的位置和距东西驿站的里程，其中完整保留了瓜州和沙州之间的驿道情况，我们摘录几句里程的记载：“〔沙州〕州城驿，右在州东二百步，因州为名。东北去清泉驿卌里。清泉驿，去横涧驿廿里。横涧驿，北去白亭驿廿里。白亭驿，东北〔去〕长亭驿卌里。长亭驿，东去甘草驿廿五里。甘草驿，东南去阶亭驿廿五里。阶亭驿，东去瓜州常乐驿卅里。”由此我们就可以勾画出瓜沙二州之间的驿路。同条还记录了从瓜州常乐县界的新井驿，经广显驿、乌山驿、双泉驿、第五驿、冷泉驿、胡桐驿，到伊州柔远县界的赤崖驿的里程，也就是贞观初年玄奘经过的莫贺延碛的那条道路的具体情况。按照唐朝的制度，每个州都要编造图经，三年一上兵部，所以在地方和中央官府都有保存。因为这是具有行政功能的图籍，三年改编一次，所以旧的就废弃了，因此我们现在很少见到存世的唐代图经。所幸敦煌藏经洞保存了不仅有《沙州图经》，还有《西州图经》，如果从行政运作的角度来看敦煌保存的《西州图经》（P.2009），就可以知道，西州的情形也是沙州官府需要掌握的，特别是交通道路的情况。

图2  敦煌藏经洞所出《沙州图经》（局部）

图3  敦煌藏经洞所出《西州图经》（局部）

在图经中，还专门有道路类的条目，在敦煌发现的写本中，（P.5034）《沙州图经》卷五石城镇的条目下，就有“六所道路”的记载，比如其中从石城往东西的两条道路如下：“一道南路，从镇东去沙州一千五百里。其路由古阳关向沙州，多缘险隘。泉有八所，皆有草。道险不得夜行。春秋二时雪深，道闭不通。一道从镇西去新城二百卌里。从新城西出，取傍河路，向播仙镇六百一十里。从石城至播仙八百五十里，有水草。”唐朝高宗时将石城镇划归沙州管辖，这里即汉代的鄯善国所在，在今新疆若羌，这里记录的是从这里往东到沙州敦煌，往西到播仙镇（且末）的道路情况。另外，《西州图经》也保留了“道十一达”条，其中两条道路如下：“大海道。右道出柳中县界，东南向沙州一千三百六十里，常流沙，人行迷误。有泉咸苦，无草，行旅负水担粮，履践沙石，往来困弊。”“银山道。右道出天山县界，西南向焉耆国七百里，多沙碛滷，唯近峰足水草，通车马行。”这是从吐鲁番的高昌城往东到敦煌，往西到焉耆的道路，包括道路通行的情况。

因此，在唐朝每个州都编订的图经中，有更详细的道路记载，从一个驿到下一个驿，一站接着一站。这样的图经虽然不存在了，但我们可以推想，如果把从长安到西州所有州的图经中有关驿道的里程记录连接起来，那就是一个极其详细的唐朝“丝绸之路”的道里簿，而这些记录是保存在长安尚书省兵部的书库当中的。

二、从边关到异域的记录

在中原王朝的直辖领地之外，比如汉代的玉门关、阳关之外，唐朝的西州以西地区的交通路线情况，其实中央官府也是有所把握的。这些官府掌握的文书，包括出使西域的使臣回来所写的报告，驻扎在西域地区的军政官员所写的记录，以及从外国、外族使臣那里咨询来的情况。这类官府文书保存下来的也不多，但其中有相当多的内容在编纂史书时，改写编入正史的《西域传》了。

东汉初班固所撰《汉书·西域传》利用了官府保存的文书，按照交通路线的顺序，首次明确记录了通往西域的道路，此即《西域传》开篇所述：“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踰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廷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踰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焉。”可见，西汉时的道路，从玉门关、阳关开始，分南北两道，最远到安息（波斯帕提亚王朝）和奄蔡（高加索）。在这个提纲下面，基本按照从东到西的原则，依次叙述每个国家的情况，首先是国名、都城、去阳关里数、去长安里数，然后是距西域都护府的里数，还有至紧邻国家的里数，如：“鄯善国，本名楼兰，王治扜泥城，去阳关千六百里，去长安六千一百里……西北去都护治所千七百八十五里，至山国千三百六十五里，西北至车师千八百九十里。”以下各国的记载基本一致。如果我们把这些东、西相距的里程联结起来，就基本上可以得出汉朝通往西域的各条道路的具体里程，也包括这些西域国家之间的交通路线，这也就是汉代的“丝绸之路”了。

《汉书·西域传》这种基本上按照交通路线来依次记述西域国家的方式，为此后的《后汉书·西域传》、《魏略·西戎传》、《晋书·西戎传》、《魏书·西域传》、《周书·异域传》所继承。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辑录出不同时代的“丝绸之路”，只不过因为各朝编纂西域、西戎、异域传时，材料已经不全，所以有些路线也是断断续续的，但原本材料齐全的时候，路线都是可以如此复原。

隋朝时记录西域情形的主要著作是裴矩的《西域图记》，可惜已经散佚，只有序言保留在《隋书》卷六七《裴矩传》中，里面记录隋朝通西域的三条主要道路的基本走向：“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各有襟带。北道从伊吾，经蒲类海铁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菻国，达于西海。其中道从高昌，焉耆，龟兹，疏勒，度葱岭，又经鏺汗，苏对萨那国，康国，曹国，何国，大、小安国，穆国，至波斯，达于西海。其南道从鄯善，于阗，朱俱波、喝盘陀，度葱岭，又经护密，吐火罗，挹怛，忛延，漕国，至北婆罗门，达于西海。其三道诸国，亦各自有路，南北交通。其东女国、南婆罗门国等，并随其所往，诸处得达。故知伊吾、高昌、鄯善，并西域之门户也。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经过隋末动乱，到唐朝初年编纂《隋书·西域传》时，材料已经不够丰富，所存只有二十国的记录，比裴矩的四十四国，减少一半多。所记西域各国里程，也只有片段保留，如“龟兹国，都白山之南百七十里，东去焉耆九百里，南去于阗千四百里，西去疏勒千五百里，西北去突厥牙六百余里”，还是可以看出官府档案的原本样貌，也可以推断原本是有着系统的西域道里记录的。按照《西域图记序》，隋朝交通路线所记最远是“拂菻国”和“西海”，即拜占庭和地中海。

唐朝时国力强盛，统治区域广大，因此有关的记录应当更加详细《新唐书·地理志》保存了贞元年间（785年－805年）的宰相贾耽所撰《皇华四达记》的片段，其中有关于安西都护府通往西域的道路记载。如果我们按照道路的顺序略做调整，就可以清楚地把这些道路区分为若干段落：①西州至焉耆，②焉耆至安西（龟兹），③安西至拨换，④拨换至碎叶，更西到怛罗斯城，⑤拨换至疏勒，⑥拨换至于阗，⑦于阗至疏勒，疏勒至葱岭，⑧于阗至兰城、且末，⑨沙州至兰城乃至于阗，⑩北庭至碎叶。至于具体内容，记录的相当详细，如“自焉耆西〔百〕五十里过铁门关，又二十里至于术守捉城，又二百里至榆林守捉，又五十里至龙泉守捉，又六十里至东夷僻守捉，又七十里至西夷僻守捉，又六十里至赤岸守捉，又百二十里至安西都护府。”贾耽《皇华四达记》依据的材料，应当是唐朝中央政府保存的文书档案。因此，唐朝人当然也拥有完整的“丝绸之路”的记录，而且更加细致。

宋辽金时期，或则因为与西域往来不多，或则因为文献毁损过度，目前尚无唐朝这么详细的记录。但元明时期，丝路又有了详细的记录，像前一阵颇为学界关注的所谓“蒙古山水地图”，就是这类的记载之一。因为材料较多，就不烦赘述了。

三、西方的记录

在西方文献中，也断断续续保存了一些有关东西方往来道路的记载，可以看作是“丝绸之路”的前世记录。

公元前后希腊地理学家卡剌克斯的伊西多尔（Isidore of Charax）著有《帕提亚驿程志》（StathmoiParthikoi），记录了从帕提亚西界的宙格玛（Zeugma），经过伊朗高原、中亚绿洲，到帕提亚东界的亚历山大洛波利斯（Alexandropolis，今坎大哈）的经行路线和城镇，是与《汉书·西域传》时代相仿的西方“丝绸之路”的早期记载。

从公元8世纪中叶开始，由于黑衣大食（阿拔斯哈里发朝）的建立（751年），阿拉伯世界的地理学获得极大的发展，产生了一系列基于阿拉伯旅行者行纪的官方著述，即“道里邦国志”、“诸国志”一类的著作，其中可能以伊本·胡尔达兹比赫（Ibn Khurdādhbih，912年卒）的《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wa’l-Mamālik）为最早。该书对阿拉伯帝国的驿道做了详细的记录，一般都是从某地到某地几法尔萨赫（1法尔萨赫约等于6.24公里）。该书还第一次记载了巴格达向东到中亚、南到印度的道路，其中包括与陆上丝绸之路干道重合的呼罗珊大道。据张广达先生的概括，这条道路“在阿梅（Āmul）越过乌浒水（Oxus）可至法腊勃（Farab），再经拜坎德（Paykand）过长城门至布哈拉（Bukhārā），而后沿泽拉夫珊河（Zarafshan）左岸至撒马尔干（Samarqand），是为‘王家大道’。大呼罗珊路在呾密（Tirmidh）越过乌浒水可至石汗那（Chaghāniyān、Saghāniyān）、久越得健（Quwādhiyān）、珂咄罗（Khuttal）等地区，另一歧路经铁门（the Iron Gate）、碣石（Kish、Shahrisabz）至撒马尔干。大呼罗珊路从撒马尔干以北去苏对沙那（Setrūshana、Ushrūsana）的扎敏（Zāmīn）路分两叉，左叉可至石城（Chāch、Shāsh，今塔什干）及锡尔河（Syr-Darya、Sayhūn）下游，右叉越过锡尔河上游可至大宛（Farghāna、费尔干纳）。扎敏石城一路东通顿建城（Tūnkath），一路北通白水城（Isfījāb,今奇姆肯特），自白水城又分二叉，西通讹答剌（Otrār），北进怛罗斯（Tarāz、Talas）。从怛罗斯到中国边界热海南岸的拔塞干城（Barskhān）的道里和沿线诸城绝大部分可以和贾耽记载的路程一一对勘。”这样，就和中国文献接续起来，把“丝绸之路”的记载也贯通起来。这种“道里邦国志”类的著作，也是阿拉伯帝国统治广阔区域、征收赋税的行政手段，因此极其发达，记录详尽，流传长远。这些著作构成了西半部“丝绸之路”的记录，与汉文史料东西辉映。

总之，在李希霍芬提出“丝绸之路”这个名字的时候，其实他自己对于丝路的具体走向和里程也不是那么清楚，至少是他所说的汉代时的“丝绸之路”，他肯定没有班固那么清楚。总有人用古代没有丝绸之路的道路记载和没有这样一个名字来否定丝绸之路。根据我们上面所述，其实一些对外开放的大帝国都建立有完善的驿道，中央和地方官府，甚至到一个小小的驿站里，都保存有记录相关段落的道路里程，把东西方的这些记录连接起来，就可以从长安连到罗马。因此我们说，李希霍芬的“丝绸之路”这个名字真是绝妙，它把古代东西方不同类型、不同段落的道路记录“集合”为“丝绸之路”，这的确是一个重要的发明。而古代那些各式各样的东西往来道路的相关记录，就成为了今天“丝绸之路”的前世因缘。

参考文献

1.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居延新简——甲渠候官与第四燧》，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396页。

2.国家文物局编《丝绸之路》，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年，120页。

3.郝树声、张德芳《悬泉汉简研究》，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9年，106-133页。

4.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2卷《河陇碛西区》，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85年。

5.池田温《沙州图经略考》，《榎博士还历记念东洋史论丛》，东京：山川出版社，1974年，64-69页。

6.池田温《沙州图经略考》，95-96页。

7.唐耕耦等《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1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年，54-55页。

8.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的体例》，作者《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研究》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127-134页。

9.余太山《裴矩〈西域图记〉所见敦煌至西海的“三道”》，收入余太山《早期丝绸之路文献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101-1120页。

10.《新唐书》卷四三《地理志》“安西入西域道”条，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1149－1151页。

11.荣新江《唐代安西都护府与丝绸之路——以吐鲁番出土文书为中心》，新疆龟兹学会编《龟兹学研究》第5辑，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2012年，155-158页。

12.《新唐书》卷四三《地理志》“安西入西域道”条，1151页。

13.余太山《伊西多尔〈帕提亚驿程志〉译介》，《早期丝绸之路文献研究》，169-194页。

14.张广达《〈道里与邦国志〉前言》，宋岘译注《道里与邦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15-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