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 上海博物馆副研究馆员王樾主讲“钱币上的丝路岁月”

引言

中国丝绸博物馆七月“经纶讲堂”的第一场于7月6日下午展开。本次讲座配合国丝馆年度特展“丝路岁月：大时代下的小故事”，邀请上海博物馆王樾副研究馆员以“钱币上的丝路岁月”为题，通过对钱币文物、以及与货币、贸易有关岁月故事的介绍，来认识古代的丝绸之路和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状态。

丝绸之路的历史意义

丝绸之路是横亘在欧亚大陆上的一片交通路线网络，这些道路最早是人群的迁徙之路，后来为了追求经济利益而进行贸易时，也是沿着这些道路传递物资。一开始是商品物资的互通有无，随着交流的深入，文化、艺术、宗教思想都通过这片道路网络互鉴互融。
从这个意义上说，“丝绸之路”也是世界文明进步的重要推进力量，对经济贸易的追求同时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进步。

货币起源略说

一、钱币的性质

我们所说的钱币是由欧亚大陆上的古代国家发行使用，他们直接见证了丝绸之路经济贸易的历史。但这些钱币是怎样的起源呢？在这里我们要意识到，钱币是国家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的经济产物，钱币虽然对民间经济交易有着重要的帮助，但更重要的是对于国家税收的意义。钱币是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和国家信用的具体体现。
二、钱币的政治属性
在钱币的众多属性当中，需要我们特别关注的是钱币的政治属性。钱币由国家设计、制造和发行，她也代表着国家对钱币价值的信用担保，所以出现在钱币上的文字、图案或符号，都体现出一个国家对社会基础观念的表达。
从钱币政治属性的角度来说，钱币上的各种符号、文字和图案都是我们去认识当时社会最基本观念的途径。钱币上长期重复表达的内容一定是最基本的概念，钱币设计中突然出现的变化则意味着普遍观念有了新的内容表达需求。
钱币的政治属性表达，至今仍出现在现代货币的表达中。我们稍作观察，就可发现，现代货币上的国家称谓、应用文字、主题图案都无一例外的清晰标明了钱币发行者的“身份”，包括政治的、文化的、信仰的。

三、轧制钱币的制作

世界货币文化种类丰富，形式多种多样，但以加工工艺来区分的话，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铸造，以中国古代铸造币为代表；另一类是轧制加工，以西方的古希腊罗马、古印度的钱币为代表。现在的人民币硬币，其实也是轧制法加工的钱币。
轧制法是将金、银等延展性好的贵金属熔化成板，做出重量恒定的圆片，再将金属圆片放在两个冲模之间，工匠一手固定印模，另一手挥动铁锤砸击放在上部的印模，将印模上的图案固定在金属圆片上。这种货币可以算是今天被广为使用的机制硬币的雏型。

图5 威尼斯版画中的硬币轧制法

 
公元前七世纪，小亚细亚的吕底亚（Lydia）王国最早开始用“轧制法”制造货币。当时吕底亚王国的钱币正面经常是动物图案，以牛首或狮首图案象征城市，钱币背面有凹形戳记，作为信用凭证。
吕底亚王国制造钱币以后，附近国家也逐步意识到钱币的方便性，因此“轧制币”便迅速向周边地区传播，向东影响至伊朗高原，向西推广到希腊各城邦国家。几乎在此同时，古代中国和古代印度也开始制造钱币。

 
多样化的丝路钱币——欧亚内陆古代国家

一、地理背景古代波斯(伊朗)

伊朗古称“波斯”，是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伊朗高原，西起扎格罗斯山脉，将伊朗和底格里斯河流域分开，北起阿拉斯河、厄尔布尔士山与科彼特山、东部以兴都库什山脉与印度相隔，南临印度洋和波斯湾，是个高山环绕的内陆盆地。在高山环绕的绿洲中，伊朗自古以农业立国，公元前三千年，印欧人迁徙南下，注入“草原文化”催生出了独特的伊朗元素。
伊朗的地理位置相当于现今高速公路上的大站，它与西部地中海国家在军事上角逐抗衡，文化上则相互交融，自古与便中国友好，是理解丝路与东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地方。
古代波斯，建立出许多重要帝国，包含公元前七至六世纪诞生的“米底王国”、公元前五世纪诞生的“阿契美尼德王朝”、公元前二世纪的”帕提亚帝国”(又称安息王国)，以及公元二世纪的“萨珊王朝”。


二、宗教信仰的确立：琐罗亚斯德教的“君权神授”
米底王国(Medes)时代的波斯，诞生了世界上最早的宗教“琐罗亚斯德教”(Zarathustra)，在中国又称祆教、拜火教。琐罗亚斯德教属二元论的一神教，将世界分成善恶两部分，世界在善恶的斗争中产生，人们在这过程中，有选择善恶的自由。这样的宗教哲学，给人类一个具体的生活方法，在建立世界上最早的信仰体系时，也建立了一套文明体系与宗教仪式。

体系完整的信仰内容，教规仪轨的确立，深奥理念的图案化等等，都使得“琐教”信仰逐渐深入世俗社会。
伊朗高原上钱币形式的确立也逐渐体现出，君权与神权的互相保证关系。

三、丝路上欧亚内陆货币

1. 阿契美尼德王朝的钱币
公元前五世纪，“阿契美尼斯”建立了“阿契美尼德王朝(Achaemenid)”，当时整个波斯都在米底王国的统治下，阿契美尼斯死后，他的儿子“泰斯帕斯”继任，并脱离米底王国斯基泰的统治。
在阿契美尼德的硬币图像中，可以看到国王戴着王冠、拿着弓箭，弓箭代表着王权，国王奔跑的形象，则是受到希腊文明影响，代表这个人具有神性。


2. 安息国——地方化过渡的钱币
帕提亚帝国(Parthians)，又称安息王国。安息时期的钱币上处处体现出对于草原文化的接受，货币上的图案以希腊高浮雕的艺术形式，国王戴着草原特点的高而尖的帽子以及伊朗特色的发带。从钱币上可以看出，安息受到希腊文化的浓郁影响，但是也始终在塑造自己本土文化的特征风格。钱币背面图案，是安息国王坐在希腊式的高背椅上，手里拿着代表权力的弓箭。钱币以正面和背面图案，开始构筑出“图像语言”——王权的合法性来自神的授予和保护。

3. 安息国的穆萨女王——罕见形式的硬币

安息国常与罗马征战，罗马皇帝根据协议赠送一名唤作“穆萨(Musa)”的女奴给安息皇帝“弗拉特斯四世”。女奴穆萨劝说弗拉特斯四世将自己的儿子们全送到罗马当人质，并毒杀了弗拉特斯四世，立自己的儿子登基，是为弗拉特斯五世，穆萨再与儿子成婚，自封穆萨女王。穆萨女王倒行逆施的作为，很快被大臣联合王族后人推翻，国祚从公元前二至四年，仅仅六年而已。
穆萨女王发行的钱币，正面是儿子兼丈夫弗拉特斯五世，背面是自己头像。由于执政的时间短暂，穆萨钱币也相当罕见。
有关穆萨女王的钱币，在《汉书･西域传》里记载到中国使节的所见所闻“安息国......去长安万一千六百里......亦以银为钱，文独为王面，幕为夫人面。王死辄更钱”中国使节出使安息时，正好介于这六年间，因此见到了这种罕见特殊的硬币。

4. 萨珊王朝的钱币—完全地方化形式

公元三世纪初，阿达希尔(Ardashir)灭安息，建立萨珊王朝(Sassanid Empire)。萨珊王朝在政治上反安息与希腊化，官方信仰是琐罗亚斯德教，这两点反映在钱币图案的创新上，也以自身文化特征为主，强调地方化，不见安息与希腊的影子。
萨珊王朝的钱币正面是国王像，钱币背面全部都是是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ism)的祭火坛，两旁站立侍从。侍从通常为祭司，有时会是皇室成员。萨珊人信仰琐罗亚斯德教，阿胡拉･马兹达(Ahura Mazda)有时也会出现在祭火坛图案上。
萨珊王朝的钱币地方化，也反映在国王的“王冠上”，国王戴着萨珊特色的大王冠，当国家出征打胜战时，就会发行有新王冠造型的货币，代表着当时老百姓最能接受的“君权神授，神权君佑”概念。萨珊钱币的造型，对中亚地区的钱币形式影响深远。

 

5. 嚈哒钱币——仿萨珊形式

嚈哒国(Hephthalite)位于中国西北、阿富汗北边，公元四世纪，嚈哒人为扩张势力入侵大夏，和萨珊王朝时有战事发生。嚈哒国受到萨珊文化的影响，钱币的造型也很大程度上模仿了萨珊。嚈哒钱币以银，正面为国王像，背面是火坛与侍从，与萨珊的形式相仿。
根据汉文献记载，嚈哒钱币有两个特色，一个是“国王的形象”，一个是“币面铭文”。嚈哒国王的形象，特别崇尚“扁头”与“面部的神迹”。我们可以看到钱币上，国王的侧面头型几乎呈现90度的扁头，脸上有个“肉疙瘩”，是受到佛教犍陀罗艺术影响，有点类似佛祖在额头上的点。由于琐罗亚斯德教君权神授的概念，嚈哒国王的扁头与面部肉疙瘩也是皇室独有的生理印记，让百姓可以辨识与接受。
嚈哒国也和萨珊王朝一样，当国王打胜仗时，就发行新的货币，并以王冠的造型变化为指针。嚈哒国发行的战胜钱币造型特色是国王头上有“鹫头”或“鹫翼冠”。“鹫头”与“狮子”都是国王的象征，因为琐罗亚斯德教认为“鹫”是“战争胜利之神”的化身，而在中国许多的佛像中，也会看到佛戴着鹫翼冠，足见伊朗的文化经丝路传到中国后的形象转化。
嚈哒钱币的另一特色是“铭文”。钱币的铭文常以三种文字显示巴克特里亚—希腊文、钵罗婆文和梵文。此现象说明了嚈哒国每占领一地后，便使用当地的文字刻在钱币上，让当地人能迅速认识新的国王。

 

6. 贵霜——适应需求的钱币

贵霜国(Kushan，古中国称月氏)的时代约在公元一至四世纪间，国土疆域北达咸海，南达印度温德亚山，东至葱岭(帕米尔)，西抵伊朗高原，地处中国、伊朗、乌兹别克、印度的十字路口，产生了多语言、多宗教的文化特色。
有关中国对于贵霜的记载，根据《汉书･西域传》里记载：“大夏本无大君长，城邑往往置小长”，《后汉书･西域传》：“分其国为休密、霜靡、贵霜、肹顿、都密、凡五部和翖侯，自立为王，国号贵霜。”《史记･大宛列传》：“其俗土著，有城屋，与大宛同俗。无大长，往往城邑置小长。其兵弱，畏战。善贾市。”形容贵霜没有大的君王，往往是小地方的王。
从东西文化交流的角度看，贵霜王朝最大的特点就是所处通衢之地，多种信仰交织在这一地域。中亚的钱币一般是正面为王、背面为神，代表君权神授，贵霜的钱币，早期也是这样的形式，后来进行货币改革，正面是“国王全身像”，右手指向小的祭火坛，背面的图象包含了各类信仰。虽然贵霜人早期本身信奉琐罗亚斯德教，但独特的地理位置与丰富的信仰背景，让他们将钱币的背面作为一个“宣传版面”，以利每个不同宗教的老百姓都可以接受。

 
丝路贸易中的中国

一、汉代——班超的“功勋”

西汉的张骞是丝路的开拓者，班超则是平定西域的重要军事家。
班超又名“班定远”，在古代中国与西域的关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若说张骞是“开拓西域道路”的先锋，班超则是开拓和建设中原与西域关系的功臣。即使如此，从文献中我们也能读出，班超虽然了解西域，但却不真正理解西域的“局限性”。
班超待在西域的三十一年中，创建了巨大的军事成就，他重置西域都护府，治理西域诸国，并改立各国国王，安抚各国民众，因此汉和帝封班超为“定远侯”。
根据史书记载，月氏(就是贵霜)协助汉室攻打车师，年年“贡奉珍宝”，并且求汉公主以通婚，在班超和中原王庭看来，月氏（贵霜）的要求是过份了的，理所应当给予拒绝。因而，月氏生恨发兵进攻西域，在班超的勇敢和智慧的调度下，西域守军成功退敌，月氏从此依然岁岁朝贡，不做他想。
现今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回顾这件事，西域各国为了保障丝路贸易的顺畅，往往与东方的中国文化上交流之外，也欲寻求贸易交通线路的安全保障。月氏求汉公主，可能是为了求得贸易线的稳固，因此要与汉王庭建立起友好的结盟关系，才能源源不断挣钱，恐怕并非班超一开始认为的月氏因助战有功、得意忘形。

二、隋代——裴矩的商道

如果说，汉代的班超，对于古代丝绸之路的安全保障，以及丝路贸易能够为国家带来多大的经济意义等等问题的理解还有所局限，那么，到了隋代的裴矩，对于西域有一番更完整的认识与介绍。
裴矩(约547—627)，原名裴世矩，字弘大，出身于河东裴氏。历仕北齐、北周、隋、唐四朝，主要活跃于隋唐时期，是隋唐时期的政治家、外交家、战略家和地理学家，也是边疆和少数民族问题专家。史书里记载裴矩“及长好学，颇爱文藻，有智数。”《隋书》史臣曰:“裴矩学涉经史，颇有干局，至于恪勤匪懈，夙夜在公，求诸古人，殆未之有。与闻政事，多历岁年，虽处危乱之中，未亏廉谨之节，美矣。”我们可以看出裴矩文化程度高，又有着良好情商与组织能力。
裴矩在张掖做地方官时，对每个地方的问题都能以设身处地的方式处理，并发挥了中国官员最擅长的文化功力，将敦煌以西的广义西域地区风土人文编撰成《西域图记》一书，这是他最大的贡献。《西域图记》不仅是对西域的介绍，还包括了裴矩经营西域的战略构想，他建议皇帝应以使节、商人做生意的方法来交流，国王采纳了他的方式。
大业五年(609年)，隋炀帝西巡河右。裴矩派人游说高昌王“麹伯雅”与伊吾“吐屯设”等人，以重金让他们派使者入朝。当隋炀帝到达燕支山时，高昌王、伊吾设等人与西域二十七国的国主亲自相迎，他们以盛大方式迎接隋炀帝，身着华服、焚香奏乐、歌舞喧哗，并让武威、张掖等郡百姓着盛装沿途观看，一时车马堵塞绵延十余里，营造出热烈欢迎的友好印象。
大业六年(610年)，隋炀帝赴东都洛阳。裴矩以蛮夷“朝贡者众多”为由，建议隋炀帝召集四方艺人，在洛阳端门街陈列百戏，并让官员、百姓身着华服在场任意轻松观看，又在三市店肆设置帷帐，大摆酒席，对蕃民盛情款待，效果类似于今日的“博览会”、“商会”，让蕃民大赞中原是块神仙之地。裴矩的做法都是为了让西域各国对中原收心。
裴矩的《西域图记》，对西域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究，他在序中描写丝路：“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各有襟带。北道从伊吾，经蒲类海铁勒部......至拂菻国，达于西海。其中道从高昌，焉耆......至波斯，达于西海。其南道从鄯善，于阗......漕国，至北婆罗门，达于西海。其三道诸国，亦各自有路，南北交通。其东女国、南婆罗门国等，并随其所往，诸处得达。故知伊吾、高昌、鄯善，并西域之门户也。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这段叙述，也是我国古代对丝路这条中西交通路线第一次明确的记载。

结语

在丝路的开拓上，东西方目的不同。东方中国是出于“政治目的”，例如张骞出使西域是出于政治与军事需求以保障中原，西方是追求“贸易图利”。在政治军事与贸易两种势力的相互作用下，丝路是一条比较安全的路。东西方在经济交流的同时，传递文化与艺术，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发展。“货币”这个载体，代表大家在丝绸之路上，处于一个共同的文化圈，有着共同设计与理念。丝路这条广阔的交通网络，对于东方中国与西方地中海各国，以及印度、草原地区的国家而言，都是一条重要的文化经贸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