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铮 

黄地花卉纹绫印金卧兽纹对襟上衣

元代

中国丝绸博物馆藏

绿色花卉纹绫印金方搭子半臂

元代

中国丝绸博物馆藏

这两件衣服原为一套，均采用了印金工艺，十分华丽。元代印金织物十分流行，与宋人将其主要用于衣襟处不同，元人已将其施于整件衣服。所用工艺包括销金、泥金、贴金、铺金、砑金等，基本上都以罗、绫等素织物为底料。其中最为重要的印金工艺是销金，即先在织物上用凸版印上粘合剂，然后贴上金箔，经烘干或熨压，剔除处图案部分外多余的金箔。图案受限于印花版，多为稀疏的小型答子纹，偶见连续大型纹样，此外还有在印金上加以彩色描绘或套色加印。

黄地花卉纹绫印金卧兽纹对襟上衣对襟、窄袖，其中衣身部分面料采用黄地几何纹暗花绫，袖子部分面料则采用黄地牡丹纹暗花绫。由于套穿在里面，因此印金图案仅施于露出的袖子和领襟部分。其中袖子主体部分的图案为水波地麒麟纹（或为鹿纹），袖口处则印有方搭子纹。领襟共有两层，底层较宽，与袖子部分的面料相同，上层的领襟较窄，采用与袖子部分相同的面料。

半臂上的印金胸背

 胸背图案复原

绿色花卉纹绫印金方搭子半臂的衣身部分采用整幅花卉纹暗花绫面料，仅袖口部分有拼接。由于套穿在外面，所以半臂的图案印满全部。其主体图案是小方搭子纹，两肩各有一个三角形的装饰区，下方是较为扁平的云纹和花卉图案，上方是一团窠，内为牡丹图案。背后有一方形装饰区，高31cm，宽26.5cm，印有凤穿牡丹图案，共两则。这种方形图案当时称为“胸背”，源自金代，流行于蒙元时期。

身穿胸背的元明宗，元代，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

“胸背”一词最早见于在蒙元文献，《通制条格·服色》中载：大德元年（1297）三月十一日不花帖木儿奏：“街市卖的段子，似上位穿的御用大龙，则少一个爪儿，四个爪儿的织着卖有。奏呵。暗都剌右丞相、道兴尚书两个钦奉圣旨：胸背龙儿的段子织呵，不碍事，教织着。似咱每穿的段子织缠身大龙的，完泽根底说了，随处遍行文书禁约，休教织者。钦此！”元代的地方志中提及当地官营织染局所生产的织物，亦曾提及胸背。而关于胸背的更多描述，则出自高丽文献，《朴通事》上讲到两个舍人操马，其中一个的穿着即有“明绿抹绒胸背的比甲”，崔世珍在《朴通事谚解》中于此条“胸背”注曰：“胸背，凡于纱罗段锦之上，以彩绒织成胸背之纹，裁成衣服者也。”

蓝地织金鹰兔胸背袍局部，元代，私人收藏

当时的胸背以妆金（包括妆花）为主，也有采用印金工艺，但极少用刺绣，图案包括龙、凤、麒麟或鹿及其它装饰性题材，但并无等级象征意义。胸背的产地甚广，史料中提到的有北方的陕西、江南的苏州、镇江和宁波。同时，随蒙古帝国的扩张，胸背传入西亚，对于当地服饰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一装饰形式又为后续的明朝所接受，明朝统治者在融合了中国用鸟兽象征官员等级的传统和蒙元用方形图案装饰胸背的方法，最后产生了象征官员等级的胸背，即后来的补子。

波斯细密画中身穿胸背袍的伊尔曼，13世纪，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

参考文献：

[1]徐铮、金琳：《锦程——中国丝绸与丝绸之路》，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

[2]赵丰：《蒙元胸背及其源流》，收录于赵丰、尚刚主编《丝绸之路与元代艺术》，第143-158 页，艺纱堂/服饰出版（香港），2005年

[3]赵丰、金琳主编：《黄金·丝绸·青花瓷》，艺纱堂/服饰出版（香港），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