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是文物保护领域专业人才的匮乏，另一边是文保专业在高校学科设置的“低配”，从时下文保领域供需两端的不匹配现状，可以读懂全国人大代表、敦煌研究院副院长苏伯民此次出席全国人代会期间的履职“代码”：他既要为刻不容缓的前者奔走疾呼，也要为亟待完善的后者争取“专业代码”。

　　在近3000名全国人大代表中，苏伯民是为数不多直接从事文物保护的工作者。“文物保护并不是简单地修修补补，它是以文物的价值评估为基础，通过系统的多学科分析研究，提出系统保护修复措施的高度专业性行业。”在西北大漠守护敦煌莫高窟近30年的他，深知一名专业人才对文物“健康”的重要性。

　　继前两年提出“文物保护设立独立学科支持”“文物保护专业人才培养”等建议后，苏伯民今年继续呼吁“文物保护的专业性”。就像一部“文物保护的连续剧”，他的履职折射着“一生专注一件事”的“莫高精神”。

　　苏伯民24日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表示，中国是世界上举世瞩目的文物大国，境内拥有星罗棋布的珍贵文物和遗址需要“呵护”，这需要“医术高明”的“文物医生”来守护其“健康”。但眼下面临着文物保护专业人才的普遍匮乏，相比任重道远的文物保护现状，已是刻不容缓的矛盾和问题。

　　苏伯民分析称，按照国家目前公布的一级科学和二级科学方向，均有统一的学科代码。而各高校设立的文物保护相关专业，是由其在历史、考古或美术等学科下自行设立的，且多是一、二级学科下的一个研究方向，没有国家统一的学科代码。

　　“加之缺少统一教材和培养模式，文物保护领域专业人才培养极大受限。反观美、日、韩等世界发达国家，很早就将文物保护认定为‘独立学科’。”他补充道。

　　作为在中国拥有世界文化遗产数量最多、跨区域范围最广的文博管理机构，成立76年的敦煌研究院在壁画、土遗址、文物数字化和预防性保护方面，不断探索研究，形成了成套的文物保护研究方法和修复技术，并建立了一支专业科技保护和修复队伍。

　　“但这远远满足不了目前的文保需求。”苏伯民解释说，仅甘肃境内就有超过200处石窟遗址，但专业的保护团队只有敦煌研究院，近年还会时常接到来自全国各地壁画和遗址保护的“求助信息”，保护工作的任务十分繁重。

　　在苏伯民看来，敦煌研究院的人才培养模式是个“特例”，这是基于走出了一条学习和借鉴国外理念和研究方法，针对敦煌壁画保护的具体问题，不断探索新的保护技术和方法，并在实践中逐步成熟的道路，由此培养造就了一批文物保护研究和修复人才。

　　“刚到敦煌时，面对壁画找不到研究的切入点，也不知从何处着手……”化学专业毕业的苏伯民坦言，他们这批人都是从实践中学习出来的，从入行到能够独立开展研究经历近十年，“如果高校有这样的独立学科，有关文物保护的研究方法、理念、基础理论和修复技术等，在学校便可得到系统学习和训练”。

　　在对文保专业人才匮乏忧心的同时，苏伯民对未来的“文保后备人才”持乐观态度。他说，过去进入文保领域的人，在专业选择方面可能存在着某种盲目性，但现在“90后”甚至“00后”的年轻一代，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浓厚的兴趣，更愿意从事一些与文物文化相关的职业。

　　苏伯民认为，随着中国社会发展和经济繁荣，官方会更加重视文物保护工作，高校文物保护人才的培养方案和模式会日趋完善，中国文物保护“后继有人”。

来源　中国新闻网